[小说]故里杂记
小故事目录
【绰号三对】
乌棒和黄鳝
冷师傅和热眉毛
铜菩萨和铁菩萨
【典故三记】
“打红苕”
“看你穿没穿毛线”
“我错安逸了”
【故里三子】
莽子毛狗
疯子火富
傻子罗富
【奇人三题】
白杨大汉
莲光和尚
跑滩匠周围
【印象三记】
凤阳花鼓印象
温州养蜂人印象
人贩子印象
【绰号三对】
乌棒和黄鳝
德元和德方的老汉在大伙食团时候就死了。两兄弟都继承了他老汉最大的特点——黑。
乌棒一身黑里发红的油皮，打个光胴胴掏甘蔗行子，任由小锯齿一样的蔗叶在身上划来划去都不会起一根红丝丝。瓢泼大的雨淋在身上，雨一住，身上就又是干的，留不下一点水痕。
黄鳝的皮肤黑里发黄，病怏怏的只往高处长。跟他哥哥乌棒是没得办法比，乌棒一挑水谷子有二百七八十斤，黄鳝挑一百零点脚杆就要打闪闪。
黄鳝有优点就是手脚麻利。栽秧子飞快在团转几十里都是出了名的。
黄鳝跟人家打赌，你在田埂上用叶子烟杆儿敲鹅卵石敲得了多快，他在田头栽秧子就能栽多快。喊一个中人，站田里头跟着数数。田埂上要敲来田头听得到响，田头的人栽的秧子要没得浮秧。一根纸烟的时间为限。赌赢了两次，方圆几十里就叫得响了，说的是黄鳝栽秧子——鸡婆啄碎米。
每年只有农业社栽秧子的时候才是黄鳝最欢喜的时候。其他象车水、割麦子、打谷子、挑土边、挖红苕、砍甘蔗这些要讲力气大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跟黄鳝搭伙一帮。当然，除了乌棒。
乌棒不大爱说话，长得又高又壮，力气憨大，干力气活路哪个都愿意跟他结一伙。就比如和他车一龙水车，你只消跟着他的节奏走就行了，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
乌棒每年车水都和黄鳝一龙。车水的时候，听黄鳝和撸胡豆叶的婆娘伙开广玩笑，他就只晓得埋起个脑壳傻笑闷干。水车叽嘎叽嘎地一响，清花亮色的水就从河沟头源源不断地冲进了干田。
七二年壬子天干，全大队组织了四十八龙水车，接龙从沱江河提水来灌干起了娃娃口的坝上。乌棒第一天抽签就抽到了车龙头，也就是最接近河边，在从沱江河里提水的第一龙水车。接龙提水的时候，龙头是最累的，越到后面就越轻松，因为水越来越少，并且因为水走得慢，早上从河头起的水要晌午过后才到得了坝上。如果再遇上中间哪一环水车坏了，后面所有水车都跟着歇稍，前头的却不能停。
四十八龙水车，绵延十华里有多，这龙不坏坏那龙。黄鳝背个背兜，带上凿子、斧头、龙骨和叶片专门负责修水车。哪里坏了跑哪里，用“人肉电话”喊起倒是快，人跑起来却是累得断气，更不要说修。
水车大战要吃“五百饭”，第一天乌棒和队上另一个大汉莽子车头龙硬是要改来吃“一千饭”。啥子是“五百饭”？一龙水车全长是一丈二尺，二丈四的龙骨象今天的自行车链条，四十八环扣了四十八张正方形的叶片。车水的时候，在其中一节龙骨上面系根红布巾巾，红布出现一次算一圈，满五百圈歇稍喝稀饭叫吃“五百饭”，乌棒和莽子改成了一千转才歇稍，硬是遭队长表扬安逸了。
大战三天三夜之后，轰隆隆一阵碾子雷跑过，下了一整天瓢泼大雨。“四十八龙水车战天干”就鸣金收兵成了故事。
好多年后，老队长王二爷摆起这些老龙门阵，说乌棒和黄鳝一个是力量型选手，一个是技术型选手。这是他看亚运会学到的新名词。
交待一下：
乌棒，又称乌鱼、黑鱼。淡水鱼类，皮糙肉厚呈圆棍状，生性凶猛，常以其他体型小的鱼类或幼鱼为食。三十年前常见的乌棒长盈二尺，五斤有余。现在乌棒，两三斤大的已是少见了。
黄鳝，又叫鳝鱼。背黑体黄，无鳞，常见于沟渠泥沼。自身会分泌一种黏液护体，以滑著称。鲜为人知的是，此物雌雄同体，一尺以下是公的，上了一尺就变成了母的。
冷师傅和热眉毛
七四年推广农业机械化。15个马力、20个马力、40个马力的柴油机排灌代替了水车抗旱蓄水。
那时候的柴油机可能是性能还不太好。初春时节气温多还在10度以下，早上发动柴油机就成了一个很抠脑壳的事情。
经常是要三个人合作，一个人左手点燃刨花或是沾了废机油的破布在进风口和缸体下面加温，右手把住风门和油门。另外两个人合力握住摇手顺时针猛摇，带动四冲程的机子点火，叫做“向火”，这种机子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累燃机”。——“气、穷！气、穷！气、穷！”，半个小时发得燃就算好的了。
这个时候，周围总是会围一群半大娃儿。柴油机高竖着的硕大排气筒随着“气穷！气穷”的声音一股一股地向外冒黑烟，娃儿们就无比兴奋，嘴里也“气穷！气穷！”地在一旁伴奏。
当控制风门的人听到机子有愿自动动作的意思了，右手风门一松，油门一紧——柴油机终于“啪、啪、啪、啪”地大声吼叫起来。摇手被自动排斥出来，大人们直腰歇手，半大娃儿们就会欢呼起来：“整燃喽！整燃喽！”。
“整燃”柴油机就可以开始抽水排灌了。娃儿们高兴的却不是这个，他们高兴的是可以在装循环水的两米见方大拌桶里面洗热澡了！
柴油机的声音和动作，在初春时节随时都在被无所事事的半大孩子们模仿着。
整出了新花样来的，是本奎、本皋两兄弟。
两个家伙在灰堂里撮了两簸箕冷草灰，倒在舂米的碓窝里面。一个在外面模仿摇动摇手，一个脱光了裤儿爬到碓窝里头，用光屁股一下一上地坐里面的草灰。每坐一下，草灰便从两腿之间冲一股起来，坐一下，又冲一股起来，和柴油的烟囱向外冒烟气比较相似。两兄弟嘴里同时在吼着“气、穷！气、穷！气、穷！”。一会儿又换另一个进去，里面的出来摇摇手。
他们那时只有 *** 岁，没上过学，自然也没有学过物理，可是模仿的却是最原始的单冲程动作原理，把碓窝当作缸体，光屁股当作了活塞。
当他们被收工回来的大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满身满脸都是灰了，根本分不清谁是本奎、谁是本皋了。两把凉水一浇，两个耳光一扇，本奎、本皋才现出了本来面目。
两兄弟哭起来的时候眉毛都会发红。于是本奎、本皋就被他们在村小教书的叔叔叫做“冷师傅”、“热眉毛”。却又从来没有明确哪一个是“冷师傅”，哪一个是“热眉毛”。也就是说，“冷师傅”或“热眉毛”的绰号既适用于本奎，也适用于本皋。具有这种不确指性，在绰号不以形体和衣饰为特征的情况下是极为罕见的。
铜菩萨和铁菩萨
端祥、端福本姓王，父亲死后，母亲改嫁去了赖家，他们也就跟了过去。
他们的继父实际是一个乡人忌恨的角色。背后人们都叫他“赖狗腿”或“苕母子”。
叫他“赖狗腿”，说的是他不在生产队或是大队任一官半职，却常年跟在队长支书屁股后头跳上跳下。赖狗腿的老汉，以前被叫做干恶霸，是个脱了裤儿撵老虎——不要脸不要命的角色，清匪反霸的时候被公社书记一声令下给毙了。所以赖狗腿对当官的自小就有种畏惧和向往。赖狗腿三十多岁了才说一个二婚嫂，乡人都还说是他哪一座祖坟埋对了地方。
“苕母子”这个名字看起来简单，却是有很丰富的内涵。红苕属于藤栽植物，这个藤却是要先埋入苕种在土里才会生的。苕藤割去栽了之后，一般就会把苕种挖起来喂猪，这种完成了任务的苕种就叫苕母子——又轻，又空，多数还会腐烂半截在土里，剩下的半截，体白伤口黑，散出一股子恶臭，猪都不大肯吃。
苕母子在队长支书面前是一副哼啦哈的媚笑，在家里头却又是凶恶无比。吃了酒之后就经常打婆娘，打端祥和端福。
好象故意要向乡人召示什么，他总是叫端祥和端福面向堂屋并排跪在晒坝中间，自己端了碗酒坐在堂屋的高门坎上。一有人从晒坝边的大路经过，他就会放下酒碗抄起脚边的黄荆棍儿去狠抽端祥和端福，嘴里还会大声的谩骂。
端祥和端福跟过去的时候也就七八岁光景。三四年这种日子，从来就没人看见他们哪一个哭过一声、跑过一回。每次都是在晒坝中跪得笔直，任由苕母子抽打。反倒是常看到他们母亲躲在门背后哭。
于是端祥和端福就分别被乡人喊作“铜菩萨”和“铁菩萨”，也因为他们一个偏黄，一个偏黑。
九一、九二年，铜菩萨和铁菩萨先后考上了重庆建院和西南农大。
前年回乡，听说他们把苕母子接到重庆享福去了。他们母亲是在铁菩萨刚刚念完大学那年就死了的。
【典故三记】
“打红苕”
用在红苕前面的动词，一般就是栽、挖、削、煮、烤，为什么会怪眉怪眼地用一个“打”字呢？这里面有个典故。
镇政府的人员一般分三类：一是实权派，当然就是镇长、书记、计生主任、财委主任之类；二是不满派，多是些老资格，掌不了实权捞不了好处那一类，比如民政办主任、殡改办主任、打狗办主任之类的；三是逍遥派，工资少，也不用做什么事的，多是各部门的年青人。论喝酒，实权派是光喝不醉，不满派是一喝就醉，逍遥派？逍遥派有酒喝就不错了，哪还管他醉不醉。
殡改办郭主任，当然属于不满派。哪个村死了人，不想火葬的，一般会托村长来找郭主任喝酒，听他发牢骚，然后交钱，土葬。交多少钱镇里有明文规定，分钱不能少，所以郭主任只能捞顿酒喝；能不能土葬，郭主任又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还必须请郭主任喝酒。
一天，水井村伍村长来找郭主任喝酒，中午二人整整喝了三个小时，估计一个人至少都有一斤酒下去，喝得打胡乱说了，才回到镇政府交钱办手续。
因为其中一张百元面额的钞票，郭主任说是假的，伍村长呢，肯定又要说是真的。两个就二黏二黏地扯了起来。
郭主任便说：你……你娃不要给我两个……犟！我……我练过气功，我……我一摸，我就晓得……晓得是假的！
伍村长顺手在门背后拿了一个红苕放在办公桌上：你练过气功……了……了不起啊？！那你……你就把这个红苕打烂给我……给我看哈看！你打得烂，这钱……它就是假的，你打不烂，它……它肯定就是……真的！
郭主任接连运了三回气，可能手都打痛了，还是没有把红苕打烂。
于是乎两个人又扯到了镇长办公室。镇长无论如何也说不服他们谁。
接着就只好往信用社闹。这一路既要不停地争吵，郭主任还在一路表演打红苕。
就因为伍村长硬要说我们郭主任的气功打不烂红苕。一个红苕就让郭主任整整打了一个下午。
从此以后，政府圈圈头如果要说谁喝醉了，就会说成“某某在打红苕”。
“看你穿没穿毛线”
二、三十年前的农村，正所谓的是“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娱乐基本靠手”。
那时候的通讯工具主要是有线广播，公社设有广播室和专门的播音员。每天中午和晚上，约有两三个小时的广播时间，广播的主要功能，一是转播中央台和四川台的节目，音乐、评书、广播剧，那时还没有广告。另一个功能就是播送公社的各种通知，开会、交粮、防洪抗灾。家家户户都安得有广播，一般是广播一叫大人就收工。
记得我们公社的播音员姓徐，女的（那时好象各地都没有男的做播音员）。一直做了五、六年吧。
徐广播的父亲是公社干部，她刚去广播站第一天就闹了个笑话。
那次念公社开会通知，当她念到她父亲“徐庚生”的时候，可能突然发现直呼其名不大尊敬，便临时改口念成“……公社的徐庚生’保保’……”（她们徐家管父亲叫“保保”），成了大家一时的笑料。
放广播的时间长了，徐广播自然是越来越纯熟，当然主要是指她念通知以及结束语。那时可能是还没推广普通话的缘故，播音全部是本地方言。比如她的结束语“古佛乡人民广播站，第二次播音播送完了，到此结束。”到如今大家都还记得。还因为这句话曾被篡改了随时挂在人们嘴边“古佛乡人民光干饭，第二次播音戳痛完了，罩子背后。”（罩子，即蚊帐）。
徐广播的播音生涯中犯过两个错误。
一次是她念完通知后，把频道转向中央台的时候，忘记了关话筒。她的儿子一直在她身边哭着要钱买糖，念通知的时候估计顾不上骂他，等她把台一转，嘴刚闲下来便回头对她儿子吼道：“哭！哭！哭你妈卖※！”——正好中央哪个死了，广播头在念治丧委员会名单。
另一次还是因为念完通知忘了关话筒。
徐广播一直和公社的线路员蔡某有染。每次蔡某检修广播线路回来，总是要到广播室和徐广播“噫哩哇啦”一盘。公社圈里圈外的人大多知道。
某一天中午，社员同志们多数才端到碗，正准备着听通知过后的评书连播，忽然听到徐广播含娇带怨地说：
“你动手动脚的要做啥子？”
大家一楞，紧接着又听到一个嬉皮笑脸的男声从广播里传出来：
“我看你穿没穿毛线。”
这一句话理所当然就成了人们开玩笑时动手动脚时的理由。
“我错安逸了”
这个典故流传得比较久，说这话的主人李大爷现在还在镇政府干民政办主任。
七几年的时候，李大爷是公社伙食团“观火”的。那个时候他还叫李二娃。
有一年，来了威远县川剧团，借住在公社（那时来的剧团大都是住在公社），在会议室用谷草打地铺。吃当然也就在公社伙食团搭伙。回报呢，一般也就是一天三二十张赠票，晚上免费看戏。
威远县川剧团在省内都是很有名气的，高腔曲目“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多数都敢唱。灯戏《请长年》、《拜新年》、《打面缸》也是压轴的拿手好戏。
那时的当家花旦也姓李，据说是川南“成字科班”唯一的传人。人长得高挑漂亮，身材脸蛋儿都是百里挑一，大家都喜欢喊她李幺妹儿。
一天晚上唱《玉簪记》，正是江湖十八本之一。说的是道姑陈妙常因为观主逼走书生潘必正，她已对潘倾心，追到江边，雇船要去追赶潘必正。又遇到艄翁故意和她扯火打趣，后来终于还是又划船帮她去追。
当那李幺妹儿唱到“你看那鸳鸯鸟儿成双成对，好一似和美的夫妻。白日里并翅而飞，到晚来交颈而眠。奴与潘郎虽则是相亲相爱，怎比得鸳鸯鸟儿，一双双，一对对，飞入在波浪里永不离……”硬是唱得曲正腔圆，吐字收音哀婉清丽，意韵悠远。
李二娃听得人都痴了，尤其是陈妙常答应艄公的那一声“安”，嗲声嗲气，娇媚无限又心不在焉，直听得李二娃心头是醋倒那个油翻。
第二天晚上开饭的时候，李二娃就特地给李幺妹儿碗头多舀了一勺回锅肉（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很紧张的），还悄悄对她说：吃完了你别慌着走，我还熬了骨头汤。
果然，这个李幺妹儿就故意慢慢吞吞地吃着。
等到其他人都走了，李二娃才把骨头汤端了出来。李幺妹儿吃得很香，还不停地夸赞李二娃好心好手艺（充分证明李二娃的厨艺还真是不错的）。
看着李幺妹儿的樱桃小口轻轻地啜着汤，李二娃再也忍不住心头的邪火，转到人家背后去，一把就搂着了人家的腰！没想到那李幺妹儿才吃他这包药，哇地一声就大叫起来！碗也摔了，凳子也翻了，李二娃眼窝上还吃了一拳。
公社郑书记把李二娃带到了他办公室，刚一张口说了声：李二娃！——还没开始骂，只听得李二娃就咚的一声就跪了下去，大哭道：“郑三爷，我错了哇！不仅错了，我还错安逸了，这回。”
【故里三子】
莽子毛狗
毛狗有一身蛮力。
他的特长，就是补田坎。到了水稻快抽穗儿的时候，就到了一年中暴雨最多的时候。雨水从山丘下来，越汇越多，总是容易把一些田埂冲垮。补田埂一要技术，二要力气，是一个人人都不愿意做的苦活儿。每当这个时候，队长马上就会想到毛狗。“毛狗！整个生产队就只有你力气最大，技术最高。还是你去补梨树田的田坎——要得不？”这时毛狗总是会笑眯了眼睛，搔搔头说：“要得！”。——他就喜欢听别人说他厉害。
砍上两根硬竹，一剖两半再削成一米多长的竹片，带上大锤、锄头。毛狗喜欢先点一根儿两头一样的纸烟，眯起眼睛对缺口先估量一翻，大概心里在计算要多少土，要打几根竹片，要垒几层。
估算好之后，他再下田把缺口周围的谷秧拔开，在缺口上方垒起一圈泥来挡住水，在缺口下方打上竹片。然后一边往缺口里填半干的粘土，一边在缺口两方打入竹片加固，然后抱一块大石头把填入的土砸紧。就这样填一层砸一回，一个稍大一点的缺口补下来，总得要半天时间，多强壮的身体都会累得个腰酸背疼。
毛狗啥都好，就是有一个喜欢吹牛的小毛病，又容易漏汤。
一年冬月里，他家里杀了猪，他爹让他给未过门儿的老婆家送肉过去。到了之后他那准丈母娘看到他右手手背上有两条长长的血痕，就问他是咋回事。他说：“唉！别提了。我今天路过刘家湾的时候，一条大狗撵着我咬！我实在是发火了，就一拳把它打死了。——这是从狗肚子里抽出来的时候，被打断的肋巴骨划伤的。”（后来他丈母娘在刘家湾听说，他打狗是确有其事，只不过并没有打破狗肚皮，而是把手送进了狗嘴巴。）
吃完了午饭，她丈母娘送他到了村口，临别时毛狗说：“伯母别送了。有空来我们家玩儿嘛。我腌了几百只麻雀，蒸来吃好吃惨了！”他丈母娘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会腌了那么多麻雀？”毛狗搔一搔头：“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捡石子儿来掷麻雀，一下一个，准得很。吃不过来就弄些来腌。”
毛狗的丈母娘始终没有吃上他腌的麻雀。却是他老婆生了孩子之后去吃过一回鸡。
毛狗的老婆生了孩子，报喜的人头天一走，他丈母娘第二天就提了四十个红蛋（专门送产妇的蛋）来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丈母娘偏不夹炒的鸡杂，而是一个劲儿地在炖的鸡汤里捞。吃完了她看看自己面前的一大堆鸡骨，又看看毛狗快要点燃房子的眼睛，讪讪说道：“哎呀！还是你们年轻人牙口好，骨头都可以嚼得动，你看我们老了就是不行了。”
——“你们年轻人牙口好”经毛狗一说出来，就成了流传一时的经典句式。
疯子火富
这个火富，算得上是周遭几十里的名人——都认识他。
听说他高考落榜没两年，父母便双双病故，落得个孤家寡人。却没人知道他是如何疯的，甚至是从何时开始疯的。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他在镇上四处游走，他长得很高大，穿着也还整洁。只是嘴里经常念念有词的，脸上还挂着怪怪的笑容。
听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说，火富读书时候的成绩很好。
有一天晚自习，语文辅导。火富从我们教室后门窜了进来。王老师正在讲台上坐得无聊，一时童心大发，叫道：火富，你上来，给同学们讲讲地球、太阳哪个围绕哪个转？火富果真跑上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边画，一边讲起了太阳、地球、月亮，自转、公转、周期。让人奇怪的是他的思路居然一点都不乱，几乎没有什么错误！王老师突然叫住他：火富，你说飞机在天上会不会急刹车？火富略一沉吟，语气坚定地说：要！——有老师带头，我们全部哄堂大笑起来，火富于是愤愤地离开了我们的教室。
火富很有些逆反心理。
一次我们镇定上死了个老太太。她的几个儿子都比较有钱，除了一个在邻县当官，其余几个都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儿子们显得很有孝道，在家里大办丧事，自家的地盘不够大，就把临街的墙打了，把桌席延到了大街上，单在街上的就有三四十桌，压了半条长街。沿街的墙上都靠了花圈和挂着挽帐。一到了晚上，吹拉弹唱，哀乐喧天。火富不知触了哪根儿神经，出丧的头一天晚上，他跑到别人街口大唱“好个古佛区，死了个老母鸡。人无百岁长，七十古来稀。”——唱着唱着他还转韵——“扎起花圈得，扎起牌坊得，比建国四十五周年还闹热”。结果呢，自是被人好一番追打。
火富真正让我有点儿了解他，还是他跑到乡政府来闹。我一个叔叔在乡上做事，我为了上学方便，住在他的在乡里的寝室。一天中午，记得是赶集，听见乡政府院坝里吵得厉害，出去一看，原来是火富来了。他正扭着乡长要说法，不依不饶地问乡长为什么要把生猪税按照人头来收。——奇怪，他既不种庄稼，又不养猪，这关他什么事？准是又犯病了。只见火富脸红脖子粗，二目圆睁——我一直担心他是要动手打乡长的，最终还是没有。乡长一脸的苦水，这事本来就说不明白，面对的又是火富，叫他如何说得清？僵持了很久，最后还是民政办张主任聪明，给火富端来了一大碗盖有回锅肉的米饭，乡长才得以脱身。火富左手夹着张主任给他点的烟，把碗放在花坛边上，右手筷子上拈了一大片肥肉，在往嘴里送之前，昂着头睨着眼对张主任说：“我觉得你才是个好官。”
火富是一年冬天冻死的。
傻子罗富
罗富住在镇东头。
他是一个比较弱智的成年人。他父亲给他安排的工作，每天做两件事，一是清晨六点钟之前到镇上收一挑粪回来，二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到镇上挑一挑潲水。所以他给人的印象总是挑着桶，不是粪桶就是潲桶。
罗富总是喜欢一个人毫无来由地笑，不是戏台上猛张飞那种“哈哈哈”爽朗豪放的笑声，而是偶尔夹杂了一两句话的“嘻嘻嘻”的笑声。
罗富清晨吼的是“有~~粪的拿来倒！”第一个“有”字唱得长声悠悠，硬要传过半个镇。听到他吼着笑着走到了自家门前，便会有蓬头垮衣的婆娘拎了马桶出来倒给他——那时小镇上没有下水道，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被石板盖住的阳沟。
白天罗富只吼两个字——“开水~~！”，而后便是嘻嘻嘻的笑声。他走得又快又稳，嚷着“开水”是怕潲水擦到赶集的人身上。
但凡有智障的人，总少不了人爱作弄他。罗富也不例外，很多人都喜欢占他的欺头，喊他“幺儿”或是“傻儿”。罗富也从不会气恼，每当听人这样叫他，他只用他爹教他的一句法宝“你！”来回答，什么骂人的话都给挡回去了。我也曾经听到一个聪明人大声问他：“罗富，你是哪个的儿？！”原以为罗富会习惯性地说声“你！”没想到他回答的是：“你爷爷。”当时我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痴。
事实证明他那不过是灵光一闪。我一个住他隔壁的同学说出了罗富一个秘密，罗富他爹每次叫他出去挑东西，他都会叫他爹：“我要一块钱！”他爹也不多说，每次都会给他一块钱。罗富不会花钱，所以每挑一挑东西回来都会把那一块钱给他母亲存起来。很显然，他母亲又会把这一块钱给他爹。周而复始，罗富始终在为一块钱挑东西。
大前年初夏的一个下午，罗富挑完最后一挑潲水去河边洗潲桶。刚把潲桶浸到水里，就听到几个洗冷水澡的小孩儿一齐有节奏地喊道：“罗富，幺儿！罗富，幺儿！”罗富每听他们叫完一声便回一声“你！”一边应着，一边洗他的潲桶。
洗着洗着，突然听到那群小孩儿喊的内容变了——“罗富，救命”，抬头一看，几个小东西正站在不远处浅水中的鹅卵石上惊恐地向他招手，罗富丢下潲桶冲过去，才知道一个小孩儿掉进河中淘沙挖出来的深水中去了！
罗富接连扎了两个猛子，才把那个小孩儿捞起来。罗富拎着那小孩儿的脚倒提着走出水来，那小孩儿都已经软了，手拖在地上罗富也不去管他，只一味地拎他的脚用力抖，好一会儿那小孩儿哇哇哇地吐了几大口水，然后才妈地一声哭了出来。
一群小孩儿早已把罗富的潲桶和扁担拿了跟在他身后，一路簇拥着他向街上走去。到了那小孩儿家门，便七嘴八舌地向那孩儿的父母描述起来。
那孩子的父亲自是感激不尽，赶忙从裤兜里摸了两百块钱出来，要塞在罗富手里，罗富却生死不敢要。争执了一会儿，罗富忽然一弯腰，他捡起地上从那孩子父亲兜里掉出来的一元钱纸币，嘿嘿地笑了两声说：“我要一块钱！”
【奇人三题】
白杨大汉
“大汉”，指的是那种身材魁梧，力气大的人。
白杨大汉，当然就是这种人。白杨大汉姓白，生得高大威猛，孔武有力。一个庄稼人，却长得白净英俊。也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管他叫作白杨大汉——也许还因为他的长相吧。
白杨大汉力气大，挑水谷子用的是自己编的一挑大箩筐，一个人挑的，比别的壮汉两个人挑的量还多。打谷子的时候，充当打手的，都不大敢和他合一组——他挑得多，跑得快，打手就歇不了空。他装满一挑，别人只是用肩撑起来都不行，更别说开步走了。看着他挑起来却是不轻不重刚刚好——只是田埂两边会被他踩得冒水泡儿。
一次乡公所两个乡丁下各村物色壮丁，看到白杨大汉在犁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错，便站在田边招呼他过来说话。白杨大汉看是乡丁，说：“你们在田壁边上等我一下，我这一圈犁过来就起来。”等他犁到田壁时果然停了下来，很温和地说：“等我把牛牵去洗了，你两个到我屋头去喝酒。”说完他就要把牛往田埂上赶——水田的边，大多是一方高一方矮，矮的一方，叫田边，只比水位高一些；高的一方叫田壁，站在田里，田埂高的可以齐肩。犁田完了都是把牛从田边赶上岸，没有从田壁往上赶的道理。——两个乡丁觉得这个人有点儿蠢，刚想骂他，却见他很着急的样子，双手分托水牛的两胯，只听那牛“哞”的一声，便被他举上了田埂！“这么一点儿高，你个东西都爬不上去。”然后白杨大汉也上了岸，回过头笑嘻嘻地看着他们：“找我有事？”两个乡丁忙说：“没有，没有——改天到乡公所来喝酒，我们还有事，先走了，先走了。”
白杨大汉酒量也很大。一次他正在田里插秧，他的外甥从他田边路过，告诉他家里也请了人插秧，妈妈叫他顺便请舅舅去吃午饭。白杨大汉笑着问外甥：“狗狗，你手头提的啥子哟？”狗狗把手里的酒罐扬了扬，说：“酒。”“给舅舅喝一口要得不？舅舅口渴。”狗狗把酒罐递给从田中央走过来的舅舅，只见他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地不取口！狗狗赶忙喊道：“舅舅、舅舅，不要喝完了！”哪里有用，五斤酒转眼就被他舅舅干掉了。狗狗哇地的一声就哭了起来，白杨大汉不大好意思地摸摸自己的脑袋，又摸了摸狗狗的脑袋，“狗狗快到店子里再去赊五斤回去，叫张大爷记在舅舅帐上，好不好？”
他对他姐姐说的是上午把自己的那块田插完了，下午就去帮他姐的，他姐另外也请了两个人。
白杨大汉的姐是个寡妇，却是周围百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他姐夫是当兵的，在太行山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枪口下。——也就是后来日本人说阿部规秀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那一回。
和许多故事一样——很无奈——他姐被乡里的伪保长看上了，曾经几次纠缠没有得逞。刚插完秧的一天晚上，伪保长带了几个兵丁来抢了！白杨大汉却事先得了信儿，入夜便在村头的小石桥边去候着。这座石桥是由两块长约丈余、近一尺来厚的石板并起来的，那儿是进村的必经之地。子夜时分，伪保长果然来了，刚到桥头，借着月光，发现桥上的石板没了！正纳闷儿间，蓦地一回头，却发现白杨大汉扛了一块桥石板，站在他们背后，也不说话，只是用两个牛眼睛瞪着他。伪保长立时就吓瘫了，同时软下去的还有三个乡丁。
那一年初夏，插上的秧苗都全部返青了的时候，伪保长被发现死在了自家床上。白杨大汉也从此失去了踪影。
莲光和尚
莲光和尚据说解放前是哪一处大寺庙的和尚。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只承认自己当过和尚。
莲光和尚是一个干瘦干瘦的小老头儿，腰上别一根叶子烟杆儿，整日里东走走、西看看，不做什么事。他既不参加农业合作社，自己也不要地种庄稼，却经常看到他在田间地头转悠。莲光和尚大约在我们小学快毕业时死的。后来细想起来，还真是有些奇怪他是依靠什么过日子的。
在大家的嘴里，他是一个模糊的好人，就是说反正是一个好人，却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记一辈子的大好事。
最常听到的关于他的故事，是他买肉吃的事。也许是大家早就当他还俗了吧，对于他吃肉是不感觉奇怪，好奇的却是他吃肉的过程。
说是“清匪反霸”的时候吧，有人告诉他，大脚仙（地名）某人要把喂了三年的“珍猪”杀来卖了。——什么是“珍猪”呢？这个生猪呢，一般是正月里捉来喂，到了年底的时候杀，总应该是百三四十斤。可有少数不是，喂了整一年了还只有六七十斤，这种猪，人们就管它叫“珍猪”。大脚仙那家人喂一头“珍猪”喂了三年，也算是喂得很有耐性了。
莲光和尚说，“珍猪”的里脊肉最好吃，喂得越久，那一根里脊却越嫩。最适宜水煮，下锅两把火就熟了，鲜嫩滑爽，又美味儿，又滋补。
在得了准信儿的前一天晚上，莲光和尚就开始准备一应佐料，先把桂皮、老姜、小茴用油煎了，再把滚开的油倒入洒了盐的辣酱里面，“劈劈啪啪”一阵爆响，随即便“滋滋滋”地安静下来，满室生香，这一碗蘸水就做成了。
第二天，天没亮的时候，莲光和尚就起来生火烧水了，把水芡勾好了放在灶台上，等水快要开的时候，在灶堂里添一根胳臂粗的木柴，他就起身去买托人留好的里脊肉了。
莲光和尚住的古佛，距离大脚仙如果走水里有十华里的路程，如果走陆路，有二十多华里。当木棒柴还没有燃到灶口的时候，他就已经拎着还有点儿冒热气的里脊肉回来了！也不用洗，三下两下切了，勾上水芡，就倒入滚开的锅中煮。回身拿来筷子，端出昨晚做好的蘸水，用木瓢舀出锅里已经熟了的肉片，放在灶前的灰台上，他就坐在灶间美滋滋地吃开了。
这是被我二叔撞见的，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提起他和莲光和尚吃的那次美味，我那做了一辈子厨子的二叔都还是要止不住咽口水。
莲光和尚有一个徒弟，叫闽三，据说也是唯一的徒弟。
闽三小时候喜欢抓鱼。夏天，每逢晚上下了大雨，闽三总会在第二天早上第一个跑到村口的小河边去抓鱼。方法比较简单，用竹篾编的一个篓子，放在大田流向小河的沟中，然后跑到大路上边的小山洞中去等，半个来小时下去检查一下竹篓，把鱼倒起来，又把竹篓放回去。
这一天，闽三又去接鱼了，天边刚刚才现鱼肚白。他正坐在小山洞里等，忽然听到下边大路上有人说话，探出头一看，原来是莲光和尚在路口挡住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穿着很宽大的长袍。莲光和尚一手捏着叶子烟杆儿，不紧不慢地对那年轻人说：“把鸡给人家还回去。”
年轻人慢慢解下长袍，原来他的裤腰带上别了一圈鸡，足足有七八只。他一个个地取下来放在路边，看来是全都已经被捏死了的，一动不动。然后说：“老人家，你别管，我分两只给你。”
莲光和尚“不行”两个字刚出口，那个年轻人已经飞快地一闪向他扑了过去。只听“啪”的一声，那个年轻人又向后面倒飞了回来，在空中一个漂亮地转身，背对着莲光和尚落在两丈开外的地方。逋一落地，蓦地又象虾米那样一弹，弓身向莲光和尚射去，确切地说应该是屁股向前冲着莲光和尚砸去。只见莲光和尚双手一接一抟，飞起右脚就把这口肉钟踢下了左面的草坡——叶子烟杆儿还在嘴里衔着。只见那年轻人咕嘟嘟顺着草坡往下滚，就在快要掉进河里的时候，忽又咕嘟嘟沿着草坡滚了上来！一腾身站在莲光和尚对面，嘴里喘着粗气，瞪着莲光和尚，一起一伏的胸前有一个湿脚印儿，肘和膝上都有湿泥。
“我认得你爷爷，把鸡还回去，回家对你爷爷说莲光和尚问他好。”说完，莲光和尚转身就回村去了。那个年轻人站了好一会儿，才捡起长袍穿上，把那些鸡复又别在腰里，也向村里走去了。
闽三呆了半天，收了鱼篓就往家跑。回家拎了半瓶儿酒就去找莲光和尚了。
闽三说，莲光和尚只教过他三指头的功夫，叫他整日在兜里揣着黄豆胡豆之类的，有事没事都用三根指头纂一粒来捏着，顺时针翻腕三十六次，再逆时针翻腕三十六次，捏碎就扔了。当然还有一点行气的方法。闽三说，莲光和尚笑过他，说他练来只配将来把老婆捏得惊叫唤。
闽三后来倒从不打老婆。只是在饭馆儿吃饭的时候，如果遇到菜炒来不合味口，这家伙总把人家的碗给捏一个缺口泄愤。
跑滩匠周围
跑滩匠，指的是那些赶流流场（逢哪儿赶集就去哪儿）卖耗儿药、卖猪儿药、卖打药的人。这种人能说会道，有的还会耍些把戏，尤其是卖打药的。
打药，是跌打药的略称，农村以前缺医少药（当然，并不是现在医疗条件就很好），生活劳作难免有个跌打损伤，虫叮蛇咬，所以卖打药的还是很有市场。黑格尔说的：存在就是合理。
小的时候，很喜欢去河滩上看别人卖打药。有时甚至逃课去看。
古佛镇是千年古镇，一直是沱江中下游的水陆大码头。在没有政府规划的时候，赶集多是在河滩上完成。在船码头以下的部分，是卖鸡鸭鹅兔鲜鱼鸡蛋的地方，码头以上，便是卖打药、算八字的场所。
卖打药的一般是在中午十点多才扯开摊子——这时候买卖东西、办事的才会有闲心来看他们吹牛冲壳子。
有一次，一个生得干筋筋瘦壳壳的年轻人，早早地在河滩上占了块地盘，用一包“兰香”洗衣粉画了一个径约两丈的圆圈，在圆圈里面竖着写上两行字“峨嵋绝世神功；云南除病良药”，同样是用“兰香”洗衣粉写的。“兰香”洗衣粉是蓝色粉末，洒在黄沙上面格外显眼（别的跑滩匠都是用石灰）。这个年轻人自己端坐圆圈里面，老僧入定一样，眼观鼻，鼻观心，一动不动。所以很快就聚了一大圈人围观，却是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圈子里面。
“嗨~~~~~~！”猛地听得大吼一声，这个年轻人蹭地跃了起来，把一圈人都吓了一跳。只见他腾得老高，在空一个翻身，头向着下面，一拳杵在沙地上，直立着身子，停顿了大约呼吸三口气的时间，一屈膝站立过来，向四周一抱拳：
“各位大哥大嫂、大爷大娘，有事的去办事，赶场的去赶场。有空的，你就停一下，站一下，看一下，听一下，我不算命、不打卦，不收钱，你就不要害怕。——哦，那个大哥说了，’光喊我站，水都没得喝的。’错了！你，假如是个孝子，我一会儿有东西送给你，——啥子呢？你是你婆娘的孝子？没得搞！那你只有站在侧边看稀奇，看古怪，看猪八戒谈恋爱。”众人哈哈大笑。
“我姓周，名围，我学艺在峨嵋山舍身崖九老洞，再有一年我就出师。今天，路过贵宝地，是我师父叫我下山来做好事。咋个做？师父没说，我就谙倒（摸索着）做！我医得到病，我就医病；认得到药，我就送药。”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悄悄地看着。
此人一边说，一边就从一个布口袋中拿出来很多小纸包，方方正正、整齐划一。
“此药名叫一枝蒿，生在云南的半山腰，有酒泡酒，无酒泡尿——酒尿都没得？酒尿都没得你就干嚼！”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我这个药，治啥子病？风湿麻木、跌打损伤，无名肿毒……，——懒黄病？医不好，懒黄病只服耗子药医。”大家笑得更欢了，有人附合说：“对头，医死了就不懒了。”
“啥子呢？我这个药得不得行？今天我给你说，我这个药是白送你们的，拿回去要是医不好我说的这几样病，你咒我周围的先人，吐我周围的口水！”
说着就把药分发给离得最近的人。每分发一个人就问一句：“你是不是孝子？”等到那人说了是之后，才把药放到他手里。
总共二十来包药，这时围的人越来越多，怕是有一两百人了。先前听他说是白送，都没有人相信，看到前面几个人果真拿到了，站得远点儿的就马上围过来抢。
手里的药已经发完了，这个人就无可奈何地说：“我很感动，今天才晓得了，古佛渡的孝子硬是多。看来我二回要多带一点儿药过来了。”说着就去捡放在地上的布口袋，“对不起了，各位哥子、大爷，我先走了，二回又来。”
——周围的人哪里肯让他走？拿到药的不说，没拿到的却是觉得吃了天大的亏，都围着他七嘴八舌地求情。“大师，我老汉儿的脚痛了好几年了”“大师，我妈有风湿病，痛得手都爪了”“大师，想点办法嘛！”
周大师万般无奈地重又把布口袋放下：“那我再去云南采点回来。”
“哎哟！等你去云南采回来不是就明年子了？”
周大师瞄了这个人一眼。
旁边有聪明人看出了端倪，忙制止这人：“大师肯定有办法，莫乱开腔！”
周大师看着这人：“哥子，我学艺十几年了，也不是每天都放风筝儿、爬皂桷树。当然也学了一身本事！学啥子，象啥子，做啥子，是啥子。拿剑的是剑客，拿刀的是刀客，——哦，哥子，你拿一个瓜瓢，一看就晓得你就是个瓢客。”众人哄堂大笑。
周大师等大家笑够了，指着另一个人：“——来，把你的笆儿（大腹小口的鱼篓）借一下，再把你的围腰借一下。”
周大师把那围腰蒙在笆儿身上，只留个笆儿口口在外面。
“看在这么多孝子的面子上，今天我就借一条路去云南再采一点一枝蒿回来！”
众人都睁大了好奇的眼睛看着他，大气不敢出。
“糟了！”周大师一摸身上，“我没得钱了，咋个向山神土地借路呢？”
“你要从这个笆儿里头钻进去啊？！”马上有聪明人问道。
“对头！可是诸位，坐车要车钱，坐船要船钱。我要借山神土地的路，就要买路钱。这个样子，想要药的，一个人给我凑点，要得不？——不要担心，你们都围得里三层的外三层，我跑不脱的，我从这里进去了，还只能从这里出来。”
人们本来还将信将疑，一听他这么一说：也对，围这么多人，跑是跑不脱的。于是就五角、一块地把钱放在他的手里。
一圈下来，钱收得差不多了。周大师就重又坐在地上，闭目念起经来。
一会儿功夫，周大师站起来，后退五步，对着笆儿大吼一声冲过去，双手按着笆儿，要把头钻进去。——可惜，他并没有钻进去。
周大师重又站起来，一抱拳：“请大家安静点儿，这个神不好请，让我退远点儿。”
然后再后退十五步，大吼一声向那个蒙了围腰的笆儿冲来——可惜又失败了。
周大师闭上眼睛，又念了一遍经。说道：“大家稍微站开点儿，让我再退远点，我就不信今天钻不进去！”
十步、二十步、三十步……，周大师一直退到五十步开外的一个小斜坡上，向着远远看着他的人群说道：
“老子是钻不进去了，哪个钻得进去自己去钻！口袋里头还有药……”
一转身，他跑了！
没有人去追——都抢那个布口袋去了。
【印象三记】
凤阳花鼓印象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九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背着花鼓走四方......”
小时候总是喜欢跟在来村儿里唱凤阳花鼓的人后面跑。那时就连听到一个外地口音都要围观一阵，更别说又打鼓又敲锣边走边唱的凤阳花鼓了，见了自然是喜欢得不得了。
唱凤阳花鼓的，多是两个人，或姑嫂、或姑婶，也有两夫妻一块儿出来唱的。一人打着小花鼓，一人敲小锣，一唱一合。背两个背篓，走村窜户。那时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讨，也就一些大米、黄豆、小麦之类的粮食。哪一家给个一合半合粮食，她们就会在你门前唱上一阵子。村里稍有见识的大婆大娘，有时会三五几个围着她们，要求唱上一段儿《十月怀胎》、《王三姐赶集》、《嫌贫爱富》、《送郎》之类的曲子。这大概就是最初的“点唱”形式吧。点唱的人给的大米豆子都会多一些。
我那时跟在别人后面跑，压根儿也听不懂唱的什么，心里却一个劲儿盼着她们快些走到自家门口，好去讨了母亲的首肯，亲自到米缸去为她们舀上满满一合大米。
我七婶就是唱凤阳花鼓的。
当年我七婶是随着她自己的婶娘出来唱花鼓的。后来才知道她的双亲早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就饿死了。
那会儿她大约十七八岁，梳了两条辫子，穿得破却很干净。我那时大概五六岁，还不大懂漂亮的具体含义，只是觉得她看起来很舒服——现在的流行语是“养眼”。跟着她们转了一大圈，我更加喜欢上了她清甜的声音。等着她们走到我家的时候，已经晌午了。我给了她们米之后，又央我娘留她们在家里吃午饭。我娘心肠软，自然也就真留她们吃饭。
吃的是红薯稀饭，我娘捞了腌的红萝卜，我又跑去夹了两块红豆腐，分了整半块给她碗里。
记得是已经入了冬月了，天气也有些冷。吃完饭之后她们姑婶俩非得要去帮我母亲洗碗，煮猪食。我也跟在她们身旁转，舍不得走开。说起我那可怜的七婶早死的爹妈，我娘一边搅着锅里的猪食，一边也陪着抹眼泪。七婶坐在灶间添柴烧火，看着她挂着泪珠儿的脸被火苗映得通红，小小的我竟也看得有些痴了。——借用古书上的话，叫作“我见犹怜”。拉着我那七婶的手，我对她说：“你干脆就在我们家不回去了。”她们三人一时都不说话了。
我也许是想找一个要她留下来的理由，想到隔壁黑蛮的老婆就是逃荒过来的，嫁了黑蛮之后就没有再走过。于是又说：“要不你嫁给我七叔吧，他下午就要回来。”我娘扬起手里的锅铲作状要打我，把我轰了出去。
我无聊地爬上家门口那棵核桃树，坐在光溜溜地枝丫上，楞楞地看着屋顶烟囱里冒出的蓝烟出神。我家那花狗跳到核桃树下的洗衣石板上，呆呆地坐在我脚下偏着头望着我。
过了大约一顿饭的时间，我还在看着已没有了烟的烟囱出神的时候，我那七婶从灶屋出来了，到了洗衣石跟前儿，轻轻地向我招手要我下来。我从树上溜下来之后，她便俯下身悄悄对我说：“我可能会留下来。”我喜出望外地拉着她的手，抬脚把在她腿边嗅来嗅去的花狗踢开。她笑起来脸上有两个小酒窝儿。
就在那天的午后，她陪她婶娘去街上把讨来的粮食卖了，然后送她婶娘独自回去。腊月里，由我娘作主，她便和我七叔成了亲。之后只在她婶娘去世那年回过安徽。
多年以后开玩笑时我问过七婶：“你那会儿咋就不害羞呢？”
她装模作样的对我说：“本宫行走江湖多年……”——她那会儿正在入迷地看我租回来的《笑傲江湖》。
温州养蜂人印象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总有外乡人雇汽车拉了蜂箱来村子里。
他们在生产队的大晒坝里侧搭上一个帐篷，然后把几十个两尺见方的蜂箱一排排地在晒坝中放好，还在箱脚用稀泥糊一层——我总不太明白这是什么作用。阳光好的天气，打开一个个蜂箱下方的小阀门儿，便会有成群的蜜蜂嗡嗡嗡地飞出来。
记忆中，他们都是从温州来的。对于温州，已经开始上小学的我，除了一个“温州蜜橘”，其余的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村儿里的一帮小孩子——也有我在内，总是喜欢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转来转去，看着他们弄这弄那。时不时还问上两句，也不全是想了解什么问题，更多的是想听听他们怪怪的普通话，偶尔还会学上两句，我们便从中得了乐趣。
看他们做饭也是一大乐趣，我们几个小人儿总是嘲笑他们每天都煮土豆儿，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煮的时候放了盐，另一样佐料便是大葱，被他们揪成一段段地扔在里面一起煮——在我们的知识当中，至少还得放一点儿豆瓣酱才会好吃嘛！
有一年来了三个人，也都是温州人。和往年来的不同的是，其中一个叫大林的年轻人有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工作之余他便会放来听听。这当然激起了我们这一群小孩儿极大的兴趣。他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围在他身边不停地央求他“大林，放收音机来听嘛”。而他总很友善地说“等我先忙完再放吧”。
那时候我们全村儿都没有一个收音机，只是队里有台放广播的手摇式留声机，唱片都还是革命歌曲。所以每到了晚上，来听收音机的人就不仅仅是小孩子。大人也有，还有几个大姑娘。
混得熟了，大家便经常和他们一起笑闹，也会爬到他们床上去跳。大林是一个很和善的小伙子，从不指责我们什么，所以我们都很喜欢他。
到了那一年初夏，他们卖掉了摇出来的蜂蜜，便收拾好所有的蜂箱用汽车装好拉走了，也不知道是回温州去了还是转让战到哪儿去了。
过了三天，我们村儿里五个大姑娘就失踪了，上午结伴去赶集，下午就没有回来。其中有我一个堂姐。那天晚上，我看见我叔他们很紧张而神秘地商量着如何去把她们找回来，推断她们几个肯定是和养蜂人一起跑的，所以选了我堂哥和另一个年轻人，马上去成都追。
过了两天，我堂姐她们被追回来了，说是在宝鸡火车站找到她们的。只找回来了四个，只有春芳年龄要大些——那时大概二十来岁吧——说是没有和她们一起走。
又过了两年，春芳果真从温州写了信回来，她嫁给了大林，生了个大胖小子。
人贩子印象
“阴阳脸”就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人贩子。
“阴阳脸”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人很高大，因为她的脸有一半边是乌黑的，而另一半边却很白，所以乡里人都叫她“阴阳脸”。她是我们村里廖大娘的什么亲戚，廖大娘的女儿就是她弄到安徽去的。好象大家都知道她是人贩子，就算我们这些孩子直接叫她人贩子她也依然是笑呵呵的，不大会生气。她干人贩子好象是不需要瞒着别人的，做法也和我长大后知道的人贩子很有些不同。
她自己的闺女是早就嫁到安徽去了的，每年她都会去她闺女那儿一次，对她闺女村里的各家各户都很熟悉。“阴阳脸”一般是先和村里有意思把闺女外嫁的人家暗下里说好，然后再在脑子里搜寻她自己闺女村里的合适的人家，征得女方的同意后即把人带过去。严格说她这业务属于介绍的范畴，但她会收受男方几百元钱（七十年代末，是不小的一笔数目），还因为她和其他人贩子也熟，曾经几次帮人打听到闺女的下落，所以人们都还是叫她人贩子。
梁英是我们村儿公认的最漂亮的姑娘。可惜只初一念完便缀了学。
梁英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她纳的鞋垫最漂亮，别人纳的鞋垫只要结实便好，梁英纳的鞋垫却是花样繁多，有各种吉祥图案，有花鸟虫鱼，甚至还有“新年快乐”“幸福如意”等文字。我帮她打过纸稿，用难得的白纸剪成鞋样，她再按照构思在上面点钩成各种图案，然后叫我帮她临到用作鞋垫面的红布上。要先用圆珠笔在红布（也是剪成了鞋底形）上画出两毫米见方的细小格子，然后把纸样上图案对临过去。这工作需要非常的细心和耐性。那些细小格子也是她下针的针路。
冬日的午后，我常陪着她坐在队里保管室背后的草垛子下面，陪她纳鞋垫。我们抱来两捆蔗叶坐着。我斜靠在草垛上翻看小人书，她在一旁纳鞋垫。记忆中，那时的阳光一般都很暖和，也没有什么风，被太阳烤出来的干谷草味道，让人闻着想睡觉。
她红棉袄的左臂上别着穿黄、蓝、白线的小钢针。她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对我说着保军这两天又对她说了什么了；她和保军又差一点拉手了；她打算再给保军做一双什么样的鞋垫、勾一条什么样式的衬领。她那时大约十七八岁，也许当我什么事也不懂才对我说她和保军的事吧。有一次竟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亲嘴。偶尔她会停下来，对我讲我不认识的小人书上的字。
大约是七八年的冬天吧，土地刚刚下放那年，快过年了。有一天她又叫我到保管室后面去，那天她没有带鞋样和针线，也不准我带小人书。
她把我拉来挨着她坐下，一只手揽着我的肩，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久才告诉我，她要嫁到安徽去了，要我保密，说着说着便哭了。
我隐隐绰绰知道些她爸和保军小姑的一些事情。几年前梁英爸在队里开会时摸了保军小姑的屁股，结果被保军几个叔叔暴打了一顿，几乎死掉。从此两家结下了深不可解的仇怨。她也早就知道她和保军的事是成不了的。她告诉我，是她爸叫“阴阳脸”在安徽给她找的人家，昨天看到“阴阳脸”和她爸在房间里说了很久。
那天的阳光白腊腊地发着亮，却没有什么热力。也许是因为风也大吧，我还记得她的鬓发被吹得扬起来，几根贴在她的泪痕上也不去拂开。她从红棉袄里拿出厚厚一叠鞋垫纸样，塞到我手里，对我说只有让我以后的媳妇为我做了。顺手把我脸上的眼泪往两边一抹，然后把我紧紧地勒在胸前，我捏着还有些微热的那叠纸样，有些困难地呼吸着她棉袄上的幽香。
开了春，梁英果真就嫁到安徽去了。
“阴阳脸”从安徽回来后去了梁英家。
飞快地吃了午饭，我叫上梁富，到村口大路旁的竹林中去候着。
这条大路经过一个田缺口的地方，是一块三尺长两尺宽的小石桥，我反复测了几次从小石桥上迈下第一步的距离，再适当增加两个手掌远，在泥路上做好了记号。
我叫梁富选了棵比较远的桉树爬上去等着。
我掰了几十颗一寸多长的杨槐刺分别扎在几张硬纸壳上，又用衣服去包了一大包干河沙备用。
“来了！”梁富低低地叫了一声。
我飞快地从竹林中跑出来，在之前做好记号的地方把杨槐刺均匀放在一尺多的范围内，撒下河沙掩盖上之后，又远远近近地撒些河沙，伪装成谁挑沙时在这儿打倒了没扫干净的样子。然后远远地跑到竹林中藏好，梁富早在那儿等着我了。
焦急地等了漫长的一二十分钟，终于听到了“阴阳脸”先是唉哟一声惨叫，然后就是妈呀娘地哀号和怒骂，我和梁富悄悄从后面溜回家去了。
“阴阳脸”的脚足足瘸了一个多月。那时候农村人多数都还是打赤脚，“阴阳脸”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