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我为什么要歌唱故乡和亲人(转载)
我为什么要歌唱故乡和亲人
雷平阳
今夜我的内心极度荒芜。假如眠山之神让我重活一次，我得想想……
出生地
1966年旧历7月23日，我出生在云南昭通市土城乡土城村十社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雷天阳，母亲阳本英。我落地的床，许多年之后我们家都还用着，核桃木，结实、牢靠，像土地的一部分。它摆在九平方米左右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卧室里，由于没有光，很难分辨其色彩和具体的年程。卧室的隔壁，是猪圈，猪日日夜夜在那儿拱槽、大小便、哼哼唧唧……
村庄的原名叫欧家营，后来改成了爱国村。村庄中心的铁匠铺的山墙上，至今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的“爱国村”三个字，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宣传体，有点像粗宋，又不像。有一条名叫利济河的小河由东向西横穿村庄，再流二千米左右，注入昭鲁河，昭鲁河再注入洒渔河，洒渔河再注入大关河，大关河再注入横江，横江就注入了金沙江。还有一条由北向南的人工河，它也擦着村庄流过，与利济河形成了一个十字架。这条人工河，命名者取“胜天河”，村里人叫它新河。
两条河流的边上，都栽满了白杨，春天它们的芽是红色的；夏天，它们的叶子是绿的；秋天，它们就黄了，叶一落，露出了枝桠上黑乎乎的喜鹊窝；冬天，大雪飘飘，它们立在结冰的河边，想睡眠，却一再地被冻醒。
我曾手绘过一张欧家营地图，确切到每一户人家以及它周边零零星星的几座坟。在那张地图上，欧家营坐落在一片无边的田野中央，没有山，没有苹果园，平展展的，只有水稻和玉米。它的东面，一公里以外是另一个名叫背天河的村子，北面是周家庄，西边是三甲村，南面是回族聚居的大庙。
村庄是零乱的，五十多户人家，姓雷的最多，姓欧阳的第二多，另外，还有邓氏、陈氏、郑氏、张氏、夏氏、文氏、易氏、赵氏、王氏、臧氏、金氏和罗氏。母亲和父亲的婚姻，算是两个大家族的联姻。这联姻本无任何政治目的，却让我们家三代人都阳光灿烂，阳气大盛。我爷爷是明字辈，取名雷明阳，我父亲是天字辈，取名雷天阳，我们四兄妹是阳字辈，分别取名雷朝阳、雷平阳、雷建阳、雷阳艳，母亲不姓雷，但是姓是欧阳，人人都有一个阳字，令外姓人咋舌。
我最初的记忆始于四岁左右。关于爷爷。这个川滇道上的挑夫，不管春夏秋冬，天天敞着胸膛，在火塘边烤火、吃茶、一声不吭。死的时候，是雨季，出殡时，大舅母抱着我，看着别人在哭，我也跟着号叫、抽噎。
关于饥饿
满屋都是阳光，生活却是灰暗的。像村里所有的人家一样，我目睹了太多的父母之间的争吵和大打出手。他们互不相让，类似于仇人，现在回想，都是因为贫穷。谁多吃了一碗饭，谁的吃相不雅，谁多花了一角钱，谁不慎弄破了裤子，谁失手打烂了一只碗……这些，都是闹架的理由。
当时，村里流行这样一个笑话：说某人在家吃饭，见邻居从门外过，出于礼貌，叫了一声，“来家坐，一起吃饭。”没想邻居真的就进了屋，端起碗就要去锅里盛饭。结果，这人赶忙拦住邻居：“对不起啊，我也只有碗中这点。”碗中只有一口饭了，邻居说：“那好，我就吃这一口。”这人趁邻居不备，一秒钟，饭就入了口。邻居大怒，这人自知理亏，只好好言相慰，一再地赔罪。
那时是合作社，人们每天出工，记工分，年终再结算，根据劳作，分相应的粮食和钱。粮食是永远不够吃的，肚子是永远不会饱的，为了充饥，我们家，以及村庄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家，当稻谷分下来，立即碾成米，挑进昭通城去换玉米，不是不愿吃米饭，是米饭在肚子中不如玉米充数。米饭柔软、晶莹剔透、发着迷人的光，米饭是胃的情人，是嘴巴的死敌，谁见了，不吃它三到五碗？玉米饭外表有点像黄金粉，但它坚硬的质地使其更像泥土本身。以大米去换玉米，我城里的表姐说：“你们真的吃惯了玉米饭？”望着她桃花一样灿烂的小脸，我没理她，翘着没有裤子的小屁股，跑得比风还快。
我的舅舅，是一个有享乐主义倾向的人。稻子分回家，他总是先煮一顿来吃，我就会适时出现在他家。吃新米，打牙祭，每次，我都吃得肚子比屁股还大，双手捧着，气喘吁吁地往家走。走不动了，找一个草垛，呼呼大睡。
阿城写过一篇吃肉的文章。大意是说，几个知青在一起吃肉，吃着吃着就吃醉了。醉字用得很传神。我的童年却没有吃醉的风度，饿肉一年，吃肉只能等过年，过年了，猪头肉管吃，每次都吃得上吐下泻，村里人说，这是吃伤了。伤字比之醉字，更妙，妙在时代背景。父亲是村子里专门赶牛车的人，每年进入腊月，村里人家，隔三岔五就有杀猪的，他便去向人家索讨猪的生殖器。生殖器连着一根肠，有三市两左右重。他要了过来，本意是用来以其油，润一下牛车的木轴，可每次见上面还残留一些肉筋，就会用小刀剥下来，炒菜给我们吃。猪的生殖器的油，炒菜，味道很美。
生玉米、生洋芋、生蚕豆，我的美食之一。平时在家中，饿了，抓一个水腌的酸菜或弄一坨辣椒酱，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偶尔，家中有面条，不知道如何煮，就弄一束来，折成短截，放在碗中，用开水泡了吃，也吃得如老舍先生所说的“山呼海啸”。
为了吃，最痛的记忆是，有一年的中秋节，家中凭供应证买回来的两个荞麦月饼，被我偷来吃了半个。父亲回家来，发现了，把哥哥和我叫到面前，老脸丧着：“谁吃的？”结果，父亲一手提着我的一只脚，倒提起来，一手挥舞他的赶牛鞭，把我浑身打得皮开肉绽。那时候，我五岁吧。怎么能吃呢，那月饼？当时，为了充饥，我们全家都用绿肥即飞机草的尖芽果腹，人人都吃得腹大如鼓。因为偷东西吃，我的弟弟雷建阳，也被父亲惩罚了一次。那是冬天，弟弟用刀把家中仅剩的一块肉，切了一片，在火上烤了吃，被父亲提起双脚，就丢到了屋外。屋外是下疯了的大雪，弟弟从雪地上爬起来，赤着脚，像条狗似的，边哭边往草垛走去。母亲找到弟弟的时候，他已被冻僵了。当晚，父亲和母亲又大打出手，又彼此大哭了一次。绝望的父亲，甚至动了一死了之的念头，抓起一根棕绳，就往屋梁上甩，被前来劝架的邻居制止了。
夜深了，我们三兄弟，像三只小老鼠，拥着一团棉絮，怎么也睡不着。开裂的土墙，有冷风夹着雪粒灌进屋来，只好彼此贴在一起，腿交织，手互抱。当父亲出现在床前，弟弟便抖得更加厉害，嘴巴不停地动：“爸爸，我再也不敢了，不偷肉吃了……”父亲咚的一声跪倒在地，哭声像天边的闷雷，绵绵不绝，却又充满力量地，时断，时续，时高，时低。
那夜，父亲把弟弟抱到了他的床上，抱着弟弟睡了一夜。母亲没有睡，她坐在火塘边，抱着只有一岁的妹妹，坐了一夜。泪水，淋湿了妹妹梦中的小脸。
旁观者
母亲不仅以女红著名，干起农活来，她也是全村妇女的榜样，所以，她的工分，历来都跟村里最强的男劳力一样，而且在飞短流长的乡下，从老人到孩子，谁都对她没有意见。相反，在评工分的全村大会上，有的老人还提议，要让我的母亲享受全村最高的工分。最强的男劳力一天10分，他们提议要让母亲一天12分。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母亲能干，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母亲白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还要义务帮助许多老人缝寿衣。村子里的习惯，人到了六十，满了花甲，家里再穷，也要为其赶缝下一批寿衣，什么时候忽然百年仙逝，也就用不着犯愁和赶紧。而且，人一老，见儿女们为自己准备了寿衣，心里就滋润、妥帖。工分挣得再多，一年下来，分红时，我们家也就只能分到一百元钱左右。分红了，村里人都会进城去买布和染料，做新衣服。家境宽裕点的人家就买劳动布，像我们家，只能买白色的帆布，类似于卡车篷布那一种。买回家用青色的染料一染，做成衣服和裤子。帆布厚，帆布硬，衣服和裤子，不穿在身上，直接放在地上，也能立起来。穿在身上，脖子、大腿内侧，经常会被磨出血来。
母亲课子，有其独到的地方，让我们受益一生。我们四兄妹，不管是谁，到了七岁，一律学做饭，直到下一个顶上来。还记得我第一次做饭的情景。那天，正是春耕大忙时节，天空又连续一个多月不降雨，田里等水，地里等水，籽种入不了土。正好国家从水库里调拨给邻村的几万方水要从村旁的小河里流过，焦头烂额的生产队长一声令下，让全村人到河里去筑坝抢水。人们卸门搬柜，抱草扛锄，像起义军一样，拥进了河道。由于动手稍晚，才进河道，几万方水已从上游流了过来，男人们只好像电影《龙江颂》里的场景那样，手挽着手，搭起三排人墙，女人们就往人墙上插门板、塞稻草、倒土……活活的把邻村的水，拦了一大半下来。有了水，再加上这一行动本身所具有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村子里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我们家，父亲、母亲和哥哥，参与了这一行动。三人浑身泥泞地回来，一笑，脸上的泥壳就往下掉。父亲喊上饭，嗨，当我把锅往桌上一放，揭开盖，母亲就笑得一脸泪水。本应做得蓬松、滋润的玉米饭，被我弄得像一块龟裂了但又无比结实的土地。一碗煮白菜，本应煮到刚熟为止，也被我煮得稀烂。不过，父母却吃得很带劲，还拼命地夸我。
除了做饭，母亲还教我们四兄妹一些简单的女红，补衣服、钉扣子、钉被褥之类。用她的话说，不管男女，长大了，这样的活计，都是用得上的。也正是因为学会了这些，当我18岁离家，35岁成家时，中间这一段时间，我才不至于凡事都找人帮忙。
200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小说家陈家桥、《大家》杂志的韩旭和我，到昆明的西山之巅去看夕阳。看累了，走入一片灌木丛，对着众多的植物和昆虫，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过我对它们的认知。当时，韩旭听得非常惊讶，到处说我是一个自然之子。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旁观者角色。或许是因为家贫所致的自卑，抑或是与生俱来的性格，我从小就不喜欢与人接触，没有什么玩伴，除了与哥哥和弟弟呆在一起外，更多的时候，我都像一个梦游者，一个人独自忙着。上学了，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其他同学都喜欢几个人在一起做，桌子摆在院落里，边做边玩，而我总愿意一个人爬到某棵大树上，看一会鸟叫的模样，听一会风吹树叶的响声，捉几只爬上树来的蚂蚁，尽兴了，才在树桠上，把树干当课桌。
不要玩伴的理由其实非常充分：蓝色的天空是打开的，田野是打开的，夏天的河流是打开的，它们只要腾空一个角落，就足以成为我的天堂；它们只要给我一根青草，青草上就会有蜻蜓、蚱蜢、青虫、露珠和蜗牛；给我一朵油菜花，花上就会有香味、汁液、蝴蝶和花粉……由于对池塘与河流心存疯狂的热爱，欧家营这一个不大的村庄，可以找出我的不下二十个的救命恩人。从乍暖还寒始，到已寒还暖止，我都是蝌蚪、草?鱼、鲫鱼的伙伴，有时，被水草缠住，有时陷入深潭，有时被漩涡困住，有时陷入沼泽，每次，都是路过的人，伸手把我救上来。我的堂哥雷海阳，我的堂姐娴娴，都死在水上。为此，父母亲不知毒打了我多少次，希望我离水远一点，可我依然执迷不悟。我至今也想不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去报答我的那些救命恩人。他们中间，据说有的已经仙逝。
大概是2003年吧，一个摄影师在昆明搞了个影展。作品全是他“深入”云南边寨拍摄的，内容清一色的儿童百相。请了我去，意思是希望我为之写篇文章，吹吹他。看了不到三分之一，我掉头就走了。他来电话催文章，我告诉他，他的摄影作品让我非常恶心。第一，他冒充了上帝；第二，他可以是个慈善家但不具备艺术工作者的素质；第三，他与乡村生活隔着一堵墙……我还告诉了他，在三十年前，我亦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贫穷固然让我痛彻心脾，但快乐也让我成了一个小神仙，如果艺术成为方法论，他所用的“艺术”是虚假的、伪善的，和我搭的不是一辆车，用的不是一本字典。
如果，每一个孩子的双手，都在向天空挥舞，想抓住上帝；如果，每一个孩子的眼睛都是空的；如果，每个孩子的肉体都是肮脏的……他妈的，你相信吗？那是我第一次对着一个艺术家出粗口：“你这个杂种！”
少年之惑
前些天，几个朋友凑在一块，在翠湖旁边的石屏会馆吃年饭。席间，讲到了少年之惑。于坚说，他的惑，关于生育。大人们都说，人是怎么生出来的？男的和女的在一起，就会有“金子”，“金子”就会变成人。他挖空心思，也想不出“金子”变成人的因果。朱霄华说，他也问过他妈，他是怎么生出来的。他妈回答他，他是从河滩上捡来的，是河水冲来的。他也想不通，河水怎么会冲来婴儿。
我讲了我的惑。读书了，学校教唱流行歌曲《社会主义好》。其中一句是“反动派，背大刀”。那时候，电影里，大凡背着大刀的人，都是八路军和游击队员，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反动派，为什么会背着大刀。直到上了高中，学校组织班级歌咏比赛，印了歌单，才发现，不是“反动派背大刀”，而是“反动派被打倒”。
我小学和初中都就读于土城村完小。初中还在那儿读，是因为那儿有“附设初中班”。音乐老师及所有课目的老师，除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是女知青外，其他都是农民。音乐老师，只会拉二胡，每次一来，坐在黑漆漆的课堂上，先抽一袋草烟，边抽边吐痰。一口痰落地，就会溅起一点灰尘。烟抽完，就拉《二月里来》，拉完了，教唱首把歌儿，就走掉。他从来没在黑板上写过字，会不会写字，我不知道。班上有个同学，口痰吐得极远，可以从最后一排，直接吐到黑板上。上音乐课时，他经常为我们表演吐痰绝技，嘣的一声，口痰从全班同学的头上，像颗子弹一样，就飞到了黑板上。一班的同学大笑，老师也不管，装着没看见。
照我的理解，当时的乡下学校，最大的功能就是把一群野孩子圈养起来，不要让他们乱动。所谓学文化，也没什么文化好学。但要想真正地圈养这些孩子，又谈何容易。有时，老师在板书，孩子们就像一串蚂蚁，顺着墙根就溜走了，不是老师不知道，是没法管。掉头见课堂上忽然少了很多人，也不说什么。
教我们物理的老师是一个小女孩，我们的同学中，有很多人年纪都比她大。她的腼腆、美丽的酒窝，让人跟她显得更亲近些。但班上的那几个大男孩却经常与她作对。有时，她讲课的时候，几个人就冲到讲台，把黑板搬下来，用黑板架做高跷，急得她想哭。她当然也有哭的时候，有一次，同学们在半开的教室门上放了一盆水，她来上课，一推门，哗的一声，一盆水，连同盆，就掉在了她的身上，让她那白色的确良衬衣，紧紧地贴在了身体上……
读初中的时候，学校里发生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有一桩。我们的一个语文老师，有一天，他喊了我们班最漂亮的一个女生起来回答问题，女生答不出来，他就罚女生擦黑板。女生擦黑板时不太专心，结果把他的一盒粉笔碰到了地上，他便说：“你看，你的黑板擦抵在了我的粉笔上。”并且补充：“我这么硬的粉笔，竟然被你的黑板擦子弄断了。”他说话的时候，模样有些过分，班上有几个男同学，当时已二十来岁，一听，再看，就知道这老师在耍流氓，轰轰烈烈地就冲上讲坛，对着那老师就是一顿暴打。
事情到此还没完。受了调戏的女生，大哭着跑回家，又喊来了一大堆家人，提刀捉棒，把老师的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高声叫嚷着，一定要把这个“畜牲”的小腿打断。后来，是校长冒着石头般的雨点冲了出来，平乱。乱平了，这位老师也就在学校消失了。当然，打老师的男生，因为有后来之乱，没有被处分。
我对黑板擦子与粉笔的潜在关系，一直弄不清楚。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为此会大动干戈。大一点的同学用神秘的口吻给我解释过，结果越解释越糊涂。
还有是偷书。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书读不到半个学期，我的课本就会卷成筒，书脊还会断成几截。这让我在老师喊请拿出课本来的时候，双手犹豫，极没面子。有一天，课间休息时，一个女生忘了把课本收起，就跑到课堂外去玩了。我就把自己的破书放在她的桌上，把她的收为己有。上课铃一响，女生一见自己的书不在了，变成了一本又脏又烂的书，大哭，并告诉了老师。老师是个阴谋家，不说话，不表态，正常上课。下课时，才拦在教室门那儿，逐一检查，把我抓住了。那一个学期，我的成绩通知单的评语一栏有这么一行字：“爱贪小便宜。”
“小便宜”一词，当时我不知其意，疑为世界上最坏一个词。也就是这个阴谋家老师，他处理迟到的学生手法很高，在此顺便提一下。如果谁迟到了，他会让他（她）坐下，正常读书，但下了课，他就会把全班学生集中起来，站成一排，让迟到者从每人面前走过，叫每个人都往迟到者脸上吐一口痰。这是我小学到初中惟一见过的一个严厉的老师，现在他老了，以贩卖火腿为生。另一个以贩卖火腿为生的老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兔唇，不可能把音发准，但他教了我们三年。他教的“早上好”，我们念成：“姑爹摸你。”而最惨的结果是，他直接导致了我高考时英语只考了三分。
土城小学，2003年时，我还去过，一片废墟。回来后，写了一首名叫《小学校》的诗：
去年的时候它已是废墟。我从那儿经过
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气味。那是夏天
断墙上长满了紫云英；破损的
一个个窗户上，有鸟粪，也有轻风在吹着
雨痕斑斑的描红纸。有几根断梁
倾靠着，朝天的端口长出了黑木耳
仿佛孩子们欢笑的结晶……也算是奇迹吧
我画的一个板报还在，
抄录的文字中，还弥漫着火药的气息
而非童心！也许，我真是我小小的敌人
一直潜伏下来，直到今日。不过
我并不想责怪那些引领过我的思想
都是废墟了，用不着落井下石……
歌唱
之前，初中毕业，学生上高中，主要的途径是“推荐”。所以，能上高中的，大都是有政治背景人家的女子。一般的人家，读到初中毕业，也就无书可读了。七十年代末，国家恢复了中考和高考，1980年，我也就阴差阳错地成了土城小学附设初中班参考人中的三个幸运儿之一，考取了昭通县一中。
学校距昭通城有几里路，四周全是墓地。是父亲送我去学校的，那是初秋。从欧家营通往学校的土路两旁，全是稻田和玉米林。我和父亲，同时都带有朝圣的心理，走得很急，但都又怀着一丝胆怯，不知道那学校会是什么样子，它又会以什么方法来改变我的生活与命运。稻子已经泛黄，风一吹，所谓的稻浪，就一层推着一层，朝一个方向涌动。玉米已到收获的时候，大都干枯了，玉米棒子垂在腰上，像老年妇女的乳房。走累了，父亲就会窜进玉米地，折两根玉米秆出来，嚼其液汁，解渴。我们谁也不说话，我想问的，父亲不知道；父亲想交待点什么，又怕说不在点子上，所以，只有沉默。偶尔，走到玉米地的深处，风太大了，吹得玉米林响声雷动，恐惧就会油然而生。
到了校门口，父亲偏头看了几眼里面的平房、杨树、柳树和苹果树，就把行李塞给我，坚决不进去，转过身，微驼的背影就消失在直抵学校围墙的玉米林里。
此一进校门，寄读生活的开始，就割断了我与欧家营的土地关系。周末回家，村子里的人见了，就会调侃我：“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特意为我这样从农村出来读书的孩子们所编的一个段子。但它对我是无用的，因为我每一个周末都必须回家，去从母亲手中接过5角钱，以作一个星期的菜票钱（粮食从家中背了去，交给学校伙食团）。5角钱，一天一角，一顿饭只能买5分钱的菜，洋芋汤或者白菜汤。假如某顿饭因为一时的豪情，打了一份一角钱的炒豆腐，那就意味着某顿饭我只能就着家里带来的酱或者酸菜，草草对付。不过，还有一个办法，由于学校收的学生百分之九十是乡下人，都穷，附近的村民就会做菜来校门口卖，在他们那儿，两分钱就可以买一点汤汁或剩菜。星期六，我历来都不在学校吃饭，一下课，饿着肚子就往家里赶，下雨，下雪，都不误。
我在那时候一度对城里人充满了仇恨。仇恨，不是基于他们的富有和我的仇富心态，而是基于某些人的不良。三年的高中，父亲说：“你靠的全是鸡屁股。”他说的是真理，因为，为了供我上学，母亲只好养鸡，下的蛋，就到城里去卖，一块钱十个蛋，换取的钱，就花在我身上。有几个星期天，母亲忙不过来，就让我去卖鸡蛋，每次二十个鸡蛋，我卖，往往只有18个，总有二个要被人偷掉。他们是怎么偷的呢？我的一个堂嫂说，他们装出挑三拈四的样子，讨价还价，趁你不备，一个鸡蛋从手心就滚到了衣袖里。
学校的教育走上了正轨，但我的心还是野的，不在课堂上，在围墙外的田野中。一有空，我就会跑到学校外的“乡间小路上”，或者，躺在坟堆上，晒太阳。鬼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师发下来的课本，我一本也没有兴趣，只爱读，或者背诵一本叫《汉语成语小辞典》的书。因此，每次写作文，总是文白夹杂，乐此不疲地堆砌词藻。另外，就是抄山歌。同学都来自整个昭通县的各个乡镇，每个人都会唱几首山歌，我就把它们一一地抄下来，积在一起，竟有三本。
“月亮出来月亮黄，照个石头像我郎。
抱着石头亲个嘴，想着想着笑断肠。
类似的情歌，让我发现了身体中躲着的那些春天的野兽，但它们尚没有在我的心中击起波澜。真正让我陷入歌唱之网的，不是它们，是民间唱本。《蟒蛇记》、《柳萌记》和《说唐》之类。
由于读了高中，识字相对多了一些，每次回家，村子里那几个拉二胡唱书的老人就会来找我，让我跟他们一起唱。有时，唱本是从邻村借来的，唱了就要还，还想唱，就只能抄，要抄，就得由我抄。一本《柳萌记》，厚厚的，比《少女之心》还厚，抄起来真是费劲。“一寸光阴一寸金（嘛，的哟，的哟莲花），寸金难买寸光阴（嘛，嗨嗨回，可怜人）；失落寸金容易找（嘛，的哟，的哟莲花），失落光阴是无处寻（嘛，嗨嗨回，可怜人）。”这首我曾在好几次笔会上唱过的歌，就是《柳荫记》中的“打莲花”，亦有人称之为“莲花落”。
老天有眼，所幸高中毕业时我还是考上了师专，如果考不上，而我的父母又知道我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学习上，不知道他们的肺，会不会被气炸。
诗歌
考上师专，我把录取通知书带回家，对父亲说，我考上了。父亲不信。我说，那我们打赌？父亲说，好，如果你考上了，我就卖米给你买一套军装。我把录取通知书拿了出来，父亲不识字，可还是信了，双眼立马就流出泪来。然后，身子猛然伸长，去到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不到半小时，全村都知道雷平阳考上学校了，雷家将出一个干部了。在地里劳作的母亲知道后，丢下锄头就跑回了家，一边掠衣摆擦泪，一边泡米煮肉，还叫我哥哥去买回了几斤酒。不错，是要大宴宾客。那可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个夜晚了，亲戚们都来了，毛巾、香皂、床单、5元一张的人民币、小木箱、水笔……贺礼很多。许多年后，当有的不太亲的亲戚，跟我爹妈闹翻了，还会说：“噢，你们现在了不起了，你家雷平阳考取的那年，我还送过5元钱呢！”
入校的第一天，见学校的橱窗里贴着一张海报。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是野草文学社招聘新社员；二是征文比赛。那夜，坐在崭新的床铺上，用一颗欢乐的心，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献给母亲的歌》。后来，征文比赛揭晓，得一等奖的是一个名叫张广生的高年级学生，我得了二等奖。再后来，这个张广生来到我的宿舍，说野草文学社要改选编委会了，那些任职的人马上就毕业，我应当顶上去。于是我就成了云南昭通师专野草文学社的第二任社长，编起了一名叫《野草》的文学油印刊物，那是1983年的冬天……
结尾
1983年到2006年，23年。很多作家诗人，说起自己的写作，总会把有的时间段删掉，从成名作发表的时间算起。我不想这样，尽管我现在也找不到自己的那首《献给母亲的歌》了。
编辑先生让写“小传”，我想，就写到1983年吧。之后的岁月，我和众多的六十年代生的诗人大同小异，没什么可写。要说还有什么想法的话，请让我引用我的朋友朱霄华2005年的一句名言：“什么叫幸福？请想想八十年代吧！”至于我为什么要歌唱故乡和亲人，我想我已经交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