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1996年秋后[5-10]

　　五

　　第一次见到大炮的时候，是1983年我大三的下学期。

　　是个下午，姚至做版报去了，和外语系的几个丫头片子折腾什么海明威的专题。这个经济学概论得三分的家伙，老是念叨着要转系，可是一直等到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还是夹着一本《乞力马扎罗的山》去听欧洲经济史。

　　大炮推开门的时候，我正在给石油大学的小情人写情书。我确信，大炮没有敲门就进来了，我还确信，大炮仿佛早就来过这里，而且对这里的一切非常的熟悉——甚至于大炮进门之后便叫出了我的名字。

　　木头！

　　呵呵，我是木头——你怎么知道的？你是谁？

　　我是大炮。找姚至的。

　　我把我的眼镜推了推，故作的打量着眼前这个叫大炮的家伙。

　　后来我才想起，姚至确实曾经在我的面前，谈论过这个叫大炮的女人，一个南方的某重点学校的新闻系排球手——姚至高中的同学。

　　大炮其实长的很高，但不是瘦弱的那种，运动员的体形，八十年代初很古朴的发型；一身运动服，乳房高耸得近乎夸张；面部比较平滑，一脸严肃的表情。后来我知道大炮在作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给大炮倒了杯水，里面有一块橘子皮。我想大炮可能有点劳累。1983年，上海至北京需要19个小时的劳顿。

　　后来大炮在姚至的床上睡着了。我几次走过去想给她掖一下被子，但这个念头一产生，我便很快打消了。我觉得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慌张。若干年后，大炮躺在我的怀里，我的手扶在她还是那么挺拔的乳房上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过来。

　　一直到晚饭的时候，姚至还没回来。我问了外语系的那几个丫头，说姚至的版报早做完了，说姚至和个不认识的女孩出去了，说姚至可能要请她吃饭。

　　我找来姚至战争年代的破搪瓷缸子，给大炮打了晚饭，然后去了图书馆。晚上11点我回来的时候，姚至已经和大炮滚在了一起。而且我明显感觉了寝室里有很浓的酒精的气味。

　　那个晚上，我多次被姚至的喘息声以及大炮的呻吟声还有小铁床叽叽扭扭的噪音骚扰着。早起的时候，我很疲惫。就在那天傍晚，为了节省五毛钱我走了四站路跑到了石油大学，第一次拥抱了我的初恋情人，后来试图接吻时，被拒绝了。

　　1991年春天，在我出来以后，四处打探姚至下落的日子里，大炮找到了我。

　　是个早晨，我习惯的一边撒尿，一边刷牙，隐约听到了敲门声。我咬着牙刷，双手兜着裤子，来到了门前，在打开门的瞬间，我发现大炮憔悴的立着，肩上背着一个很大的牛津包。

　　我忙把大炮拥了进来，我觉得大炮已经虚弱得不能再多走一步的境地。这是姚至和大炮结婚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大炮。我猛然发现，大炮衰老了很多，头发也很乱，嘴唇苍白，眼圈黑黑的，脸部蜡黄、干燥没有水分。

　　我什么也没说，跑到卫生间弄了点热水，开始给她搽洗。大炮一动也不动，静静的半躺在沙发里，任凭我的毛巾在她的脸上、手上糊弄着。说实话，我很少这样伺候过女人。但是，那天早晨，面对疲惫的大炮，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她是我最好朋友姚至的妻子，她是在姚至失去自由之后来找我的。

　　我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对于朋友的真诚，也没有任何一种功利的东西可以亵渎我与生俱来的真挚的天性。

　　我时常这样想，某种程度上，姚至就是我的一个缩影。因为我和姚至曾经有过太多相通的东西，我们的理想、追求、生活态度，甚至于对待女人的品味上都异乎寻常的有着某种惊人的相象。

　　1991年秋天，姚至出来后的中午，我给姚至洗尘，大家都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姚至就开始讨论我们之间的这些个相通的禀赋，再后来，姚至伤感的说，如果有一天，他走了，让我一定要照顾大炮。

　　我觉得姚至真的喝多了。

　　六

　　大炮在沙发里睡了一个上午，那么高大的身体圈缩成一张弓。我突然觉得大炮很可怜。

　　我打了电话，给“克鲁斯卡娅”请假，理由很充分，我一个远方的朋友来了。我没有说那是我朋友的妻子，我虚伪的时候也显得很真诚。我之所以这么说，丝毫没有回避的意思，因为大炮可能也算是我的朋友了。

　　我在房间里焦躁的等待，后来大炮慢慢睁开了眼睛，一脸的稚气。大炮其实还象个孩子。我给大炮弄了一碗面条，然后，大炮就狼吞虎咽起来，我转身的时候，大炮睁大了眼睛：还有吗？我不知道大炮是这么饥饿了。

　　我领着大炮去街对面的小饭馆了，继续吃饭。简单的两个小菜。大炮居然和我要酒。我想大炮可能真的需要点酒，然后好象是一瓶什么牌子的地方名酒。大炮摇了摇头，要了北京最便宜的二锅头，启瓶盖的时候，我的手划破了。大炮拉过我的手，用口吸吮起来。我突然有点紧张，觉得姚至可能就在我身后的某个位置上看的分明。大炮做这一切的时候，很娴熟，也很坦然。我觉得姚至很幸福了，我甚至觉得姚至吃点苦头也是应该的。

　　酒快到瓶底的时候，大炮开始谈起了姚至。姚至进去快一年了，每次大炮探监的时候，姚至都拒绝了。大炮说，她很想有个孩子，可是现在好象没有机会了。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姚至会很快出来的。我知道姚至不会太倔强，在压力面前，可能会重新考虑一些实际问题，譬如大炮，又譬如过去的抱负等等。

　　大炮反复的摇着头，我觉得在姚至问题上，大炮可能有了一些自己近于成熟的思考。最后我对大炮说，姚至是我兄弟，我会尽一切力量来营救他的。相信我，大炮。我红着眼睛，抓着大炮的胳膊，我看见大炮有些痛苦的表情。

　　扶大炮回去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大炮不会喝酒，但大炮今天喝酒了。大炮在迷醉的时候，脸上闪着光亮。

　　晚上的时候，我继续给“克鲁斯卡娅”电话，说我要去南方一趟，为朋友。然后，我把电话挂了。

　　1991春天，国内贸易已经慢慢走了上了轨道。美圆和人民币一样容易挣。我两手空空的，为了姚至的事情在南方的某个城市和北京之间来回的穿梭。后来一个中学的同学给了我五万元的无期借贷。这个狡猾的鱼贩子，把利息定的很高，但还款期限放的很长，他相信我会成倍的偿还他的资金，而且也相信我有这个能力。这年7月，情况有了一些根本的转变，某个不小的人物出来说了几句，第二天人民日报有了一篇社论，关于定性的问题等等。我仿佛看到了曙光，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炮。可是大炮冷冷的，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奋和激情。

　　后来的一个月里，我生平第一次给人送礼、喝酒、吹捧还有打保票。我几乎把姚至说成了具有领袖色彩的人物，这个英雄的出道，天空将闪过一道彩虹。

　　我“嘿嘿”的笑着，我摸着自己的胸口“嘿嘿”的笑着。

　　秋天的时候，姚至出来的消息姗姗来迟。我准备了一身新衣服，借了部奔驰，早早在看守所的门口等着“英雄”的自由。

　　姚至的脸很苍白，没有习惯的微笑，身体也很消瘦，走路的时候明显的有些吃力。那天大炮没有来，对于这一点，姚至仿佛早就料到了。

　　在回家的路上，姚至一言不发。我隐隐觉得，我和姚至之间有了某些潜在的隔阂。其实，我只是比他早出来一年的时间，且在这一年里，我近一半的时间都用在跑他的事情上。面对朋友，我什么也不需要解释，唯一内疚的可能是我和大炮之间的恍惚的某种联系。但是，我觉得，我是坦然的，尽管我和大炮在一个屋檐下面生活过。这也许是后来姚至选择出走的最初的动因吧。

　　最令我费解的是，我和姚至回家之后，大炮没在房间里。姚至不停的抽着烟，沉默。我感到很难堪，仿佛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了似的。其实，我此刻也不知道大炮去了哪里，毕竟她和姚至分开有两年的时间了。信任和理解偶尔是很脆弱的，人在困惑中往往趋近于自我保护的边缘。如果有风，那么很快就会有雨。这是一种悲哀么？我不知道。因为大炮这个时候离开姚至，事实上也很正常。但是，她无论如何是要见姚至一面的，否则，过去的一切都无从解释了。

　　在这样的中午，我和姚至坐在一家三星级饭店的餐厅里，两个同样落魄的男人，两种不同的心境。

　　我们喝酒，不知喝了多少。后来姚至醉了，姚至用手抱着自己的头，就那样支撑在餐桌上，对我说，如果有一天他走了，要好好照顾大炮。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表情。我突然觉得很陌生。可能姚至的精神彻底的垮了。姚至不应该这样的。

　　我指着姚至的鼻子，开始骂他。我骂他懦夫，可怜虫！我还骂他是头猪，是头丧家之犬！可是姚至麻痹在自己的痛苦里，已经无法明白我的一番苦心了。

　　七

　　秋后，我回到北京。我才发现我已经断断续续有半年没有给“克鲁斯卡娅”打工了。

　　我的临时寓所已经换了钥匙，我估摸着可能我的钥匙问题或许是日子久了，锁锈蚀了。

　　我象往常那样，走进进出口公司。还好，门卫没有换，好象一切都没怎么换。我敲了敲“克鲁斯卡娅”的门，然后没等“请进”，我自己就把自己请进去了。朝鲜娘们在签文件，我在她对面的转椅上坐了下来。

　　“出去！” “克鲁斯卡娅”根本就没抬头，给我来了这么一句。

　　我正怀疑自己的耳朵有没有听错的当口——“出去！”

　　这会我相信自己是完全听明白了。我豁地站了起来，然后抖了抖我那件俄罗斯风衣（是在弗拉基米尔卡的旧货市场用一箱可口可乐换的），大步的走了出去。

　　就在我走出她办公室门的瞬间，我听到“站住”的声音。

　　我转回头，歪咧着嘴：“是不是让我给你关门呀——不可能！”

　　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被那两个熟悉的门卫拦住了。我莫名其妙的被带进了保卫科。我例行公事的被搜查，被悔辱。我知道这都是朝鲜娘们做下的菜。这最后的晚餐，竟如此的屈辱。我所有的尊严，在那个下午再次被彻底的剥夺了。

　　傍晚的时候，我象个犯人似的（我已经做过一次犯人了，但那次我以为是值得骄傲的）被带进了那间我不久前刚刚离开的朝鲜娘们的办公室。

　　我冷冷的笑着：“你准备扣留我多久？”

　　我想此刻我已经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我索性豁出去了——“我想干你！”

　　我咬着牙。

　　“可以呀！但你必须给我一个必要的解释——这段时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没想到，都到了这个份上，居然还想让我解释。

　　“哈哈”，我放声大笑。

　　“我为你敢为朋友不惜一切的热情所感动，这样吧，如果没什么好去的，继续留下来。”

　　我说，不必了。我在这里已经受到了我一生中最不公正的待遇，就在刚才！我的神经可能要出问题了！如果你是健全的就马上放我走，否则，我不是揍你就是强奸你！

　　说完，我再次大步的走了出去。我像是真正作了案似的，在离开那家进出口公司大门的时候居然吓出一身的冷汗。

　　1991年的秋后，我又一次失业了。我扛着一只大纸箱子，在许多朋友和同学的家里轮番借住。我成了个废人，我要靠别人来养活我。我象寄生虫一样，在这个秋后瑟瑟的空气里苟延残喘。

　　可是不久研究院居然找到了我，说让我继续回去工作。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愿意去西北做回族地区经济研究的、身体健康肯吃苦耐劳的人。

　　我苦涩的笑了。我他妈的身体健康！我还他妈的吃苦耐劳！我谦卑的来到人事部递烟，哈着腰，唯唯诺诺。秘书老姜找到我过去的档案，发现那上面居然什么也没留下。我的个人资料一切如旧，只是从1989年到现在的这段时间是个空白。

　　我心里暗暗的乐了。嘿嘿，原来我的时间曾经出现了裂痕呀！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老姜同志！我象疯了似的，拿回了一直查封了的我原来房子的钥匙。谢天谢地！我的一切都在，我的书，还有我和妻子、儿子的合影。

　　1991年秋后，我在经历了姚至事件、“克鲁斯卡娅”事件之后，第一次有了笑容。

　　然后我坐了28小时的火车，又坐了11小时的汽车，来到了宁夏的北部。我从来没有意思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这一年的秋天，我猛醒似的，感觉自己原来很崇高。

　　我崇高了。我不断的接受着微笑、美酒和香烟，我还偷偷的接受回族女人。也许，我失去点什么过，那么我千万别再犯什么傻了。该有的都得有呵！

　　这个年财政收入只有两千万的贫困县，这个每年只发一次工资，而且只有八个月工资可以兑现的回族老乡们，热情的拥抱我了。

　　八

　　1991年冬天，我在宁夏北部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冬天。

　　那是个干旱多风的季节，西伯利亚寒流经过阿拉山口的时候，拐了个弯，然后直冲北部的丘陵，我蜷缩在县城的招待所里翘着二郎腿，和服务员小姐嗑着阿拉木图瓜子，偶尔打几个哈欠。晚上的时候，写一部印度史题材的人物传记。我不务正业，陶醉在释迦牟尼时代的某个宗教派别的纷争中，不能自拔。我在研究生时代相当长的时间接触了印度史方面的大量文献。后来，我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豆腐块文字，换了不少的香烟。也许，这是个缺口，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我做这方面学问的时候，得心应手。

　　这个冬天，我的体重陡然增加了许多，换了几条裤子，因为腰围已经不可收拾的发展下去。我的两只小眼睛，终日眯缝着。政府办公室秘书，每周送来一些胡编乱造的统计资料，然后陪我喝酒抽烟。我大口的啃着羊肉，好象有个阿訇一直不停的为我宰羊。然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时候，和餐厅的女子打情骂俏。

　　我在深夜，失眠，然后开始怀念姚至了。这个家伙，出来以后，就少有消息传来。大炮的情况了解的就更少。我不知道他们过的怎么样，我在外面凛冽的北风中，企图让自己感冒。我无聊之极，我企图通过某种自然的渠道适当的虐待一下自己，我的皮痒痒，我不断膨胀的身体和不可遏止的欲望已经严重阻遏了我正常的思维活动。

　　岁末的时候，我回到了北京，我睡了三天的懒觉，开始觉得腹内的脂肪燃烧的有些超负荷。除夕的下午，外面突然静止了。我晃悠着从十楼走到一楼，然后拉直了衣服领子，漫无目的地逛着。不知道走了多久，夜色阑珊的时候，我居然停留在那个进出口公司的门口。一切新妆过，有几面飘摇的旗帜，滑稽地舞动着；还有灯笼，灯笼上有些鲜族文字，我不太懂，想当然地以为是汉语的什么恭贺新春之类的。我歪着脖子，发现这些严谨的结构里，蕴涵了朝鲜族人某些工整的被桎梏了的礼仪或习俗。后来，我蹲在门口的花坛上抽烟的时候，走来一个埋在裘皮大衣里的人影，走近再走近，我仰头凝视，原来是“克鲁斯卡娅”。真是冤家路窄。这个令我一生都感到屈辱的女人，在这样的夜晚，也许繁忙，也许和我一样的空虚。我立了起来，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狰狞的笑。

　　“别来无恙呀，老板。”

　　“我早就在边上留意你了，原来果真是你呀” ，“克鲁斯卡娅”显得有点意外的惊奇。

　　“那么，我相信这个夜晚你和我一样有家不想归了——我的想象历来惊人地准确！”我暧昧地笑着。

　　之后，我顾自地走着，步子很慢。“克鲁斯卡娅”跟了上来，走过三个街口。商店的橱窗里有些麻木的模特，此外，赶路的夜归的急于和家人团聚的人们匆促的脚步。我一句话也没说，在第四个街口的时候，我知道“克鲁斯卡娅”应该拐进去了。如果一切没什么变化的情况下，那胡同口的院落该是她的家了。

　　我停住了脚步，“克鲁斯卡娅”在我后面一码的地方停了下来，几秒种之后，我转过身，发现这个鲜族娘们正盯着我。

　　我突然有了一些恶作剧的想法。我说，现在是不是我该跟着你走了？

　　“克鲁斯卡娅”什么也不回答，打量我足足有五分钟，然后轻步的向胡同口走去。

　　我暗暗的哑笑了。我走在后面。然后在开门的时候，她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1991年的除夕之夜，我在“克鲁斯卡娅”的塌塌米上度过了一段销魂的时光。室内暖气开的很足，我赤裸着我丑陋的胴体，这个曾经令我难堪的女人此刻正迷醉地徜徉在我制造的虚幻里。我抽着英国产的“水手”牌香烟，然后轻轻的把烟灰弹在“克鲁斯卡娅”有些干瘪的乳房上，她痛苦而兴奋的呻吟着，把她两条修长的腿紧紧地夹在我的有些萎靡的阳部。

　　早晨，我喝着她热的牛奶，大口的咀嚼着中东某个国家的火腿。后来是香槟和鱼籽酱。完了，我们再次滚在了一起。几乎没什么语言，一切都在某种迷乱的默契中循序渐进的向着顶峰挺进。

　　新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落落寡欢的，抽着闷烟。启程的日子一天天的逼近，我突然有些留恋起来。我时不时的开始发脾气，很暴躁，经常在深夜的时候，把“克鲁斯卡娅”弄醒。我抓着她的头发，把她的脸紧紧的贴在我的胸口上。然后，诱惑的听她过去的一些富有情趣的故事。

　　这个被遗弃的朝鲜族女人，有些伤感的过去。我给她打工的时候，仅仅从表面上体会了她精干和冷酷的一面。其实在她内心深处，脆弱得不堪一击。

　　在我揣着西去的车票的傍晚，她第一次在我的面前哭了，她“嘤嘤”地啜泣，泪水濡湿了我的毛衣。我什么也不能说，这个令我难堪的女人，这个又给了我无限温柔的女人，这个迷失在我荒芜的原野上的女人。我很想对她说一句，让我爱你吧，不是过去，是从今天或者此刻。可是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滑落了，而且几乎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

　　这个临行的傍晚，我希望它停滞或静止。直到1992年大炮出现在银川机场的时候，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我永远只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丑陋的自私的可怜虫。

　　若干年以后，假使我躺在病榻上，会无数次的唾弃自己吗？

　　我不知道。

　　九

　　那是一份电报。

　　××日××时××分正点到达银川机场。大炮。

　　那个中午，我在宁夏北部的招待所正在写一篇关于过渡时期经济体制及其传统错误思想匡正的文字。传达老头笑嘻嘻地送来电报。

　　“是媳妇么？”老头挺好奇。

　　我吱吱唔唔，觉得实在没必要满足他老人家的女人式的心态。其实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必须下午动身，否则，我不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出现在银川机场。

　　我想到了那个政府办公室秘书，用脉冲转盘电话反复的划拉着，总算要通了。他很客气的哈哈着，说车的问题很容易解决，过十分种就到。

　　然后是秘书先生，在骤然停下的车里慌乱的跳下来。说，领导，咱这就走——是夫人吧？我不置可否的应着，心里很虚。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那只不过是一个朋友的妻子或者就是一个朋友呢？我在事隔五年之后的1996年秋天，才真正明白我当时的荒唐的心理状态。我习惯的称之为，现实与虚幻的某种透明的过渡层。

　　我如期在那个时间赶到机场，飞机也几乎准时降落。大炮走在那个破旧的灰暗的旋梯上，形象有点高大起来。我佝偻着腰上前接过手里的有点不合时宜的皮包，多少有些猥琐的意味。

　　我后来一直很纳闷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大炮告诉我，说是我从那天开始，可能已经爱她了，我一笑置之。

　　回到招待所的时候，秘书先生想当然的把我房间里的单人床换成了双人的。大炮对着我直乐，我悄悄的附在大炮的耳边说这是不是在犯错误呀，大炮直着嗓门旁若无人的嚷着，你不知道犯过多少次这样的错误了。说的心里直发毛。

　　晚上的时候，大炮告诉我她和姚至分居很久了，从他出狱的哪天开始。我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和我支吾一声呢。大炮说，姚至自从出来以后，就一天天的堕落了，酗酒赌搏嫖女人样样精通，可以说是五毒俱全了。我说姚至没弄点什么事情做做？大炮沉默很久之后叹了口气。

　　1992年春天大炮躺在了我的怀里，有一个月的光景。某个早晨，大炮赤裸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手里居然还夹着一支香烟。我发现大炮突然有些异常了。我可以想象的是大炮其实在心里一直爱着姚至的，这个早晨大炮象一头发情的母兽来回的窜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大炮可能要走了。

　　那是一个沮丧的早晨，后来大炮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的所有猜测被验证了。

　　送走大炮的时候，我心里很坦然，我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自己曾经拥有了大炮，不是肉体的，而是某种时刻潜在的精神的。无论大炮如何对姚至，可是我想我已经没有勇气面对这个被我视为知己的朋友、同学和兄弟了。

　　大炮走后不久，写了一封很简短的信过来，说是姚至可能已经吸毒，让我无论如何过来一趟。

　　我于夏天的时候，匆匆地结束了我的狗屁研究，卷着行李和一包的稿件，回到了研究院，做了简略的汇报之后，再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我见到姚至的时候，是在一家酒吧的舞池里。姚至用两手扎着一个娇小的女人，贴着脸左右的摇摆着。我走过去，坚决的拉开那个女人，然后姚至很不情愿的跟我回到了边上的坐椅里。我递过去一支烟，又给姚至点燃。姚至不停的吸着烟，很饥渴的样子。我相信大炮说的有关吸毒的问题可能基本上是成立的。

　　我说姚至，回去吧，咱们谈谈。

　　姚至木然地坐着，一言不发。后来，我只好要了点酒，就在这个喧闹的酒吧里，和姚至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最后，谈到了我临时编的一个投资计划。

　　我发现姚至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些光亮。姚至说，那好吧，回去详议。

　　在那个已经不成为家的家里，我坐在姚至的对面，开始了两个男人的又一次深刻的较量。我如此说，是因为，我所有提出的方案都被姚至一一否定了。我觉得姚至可能成心这样和我过不去的。也许是因为大炮，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我可能过的比他好一些，又也许是他在里面受到了某种可能存在的刑讯，大脑受到了致命的刺激。

　　那个晚上，我和姚至不停地吸烟，喝着啤酒，室内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刺鼻的浑浊的气味。最后，姚至总算接受了我的提议，去海南。

　　我撒谎地对姚至说，兄弟，你打头阵吧。你先去那边稳点脚跟，晚点我也过去，咱兄弟合作一把，就凭咱兄弟二人的头脑，没有做不成的事情。接着，我把随身带的五千元都掏给了他。我说，兄弟，你等着！我这就回去筹款。

　　我走的那天早晨，我给大炮要了电话，后来大炮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两万元现金。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我取出了我的三千美圆的外汇，还有一万元人民币，电汇了过去。

　　1991年夏天，我把我的全部家当都给了姚至。不久，姚至由广州转道海南。

　　在一个晚上姚至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也是最后一次。然后姚至就像是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似的，再也没了消息。

　　在很多的黄昏，我站在十楼的阳台上，看着下面蠕动的人流，有了一些自欺欺人的念头。我想姚至此刻正象这人流的一部分，在穿梭，在忙碌，在大把大把的挣着美圆吧。

　　这已经成为我的永远也无法解开的心结了。无数这样的黄昏，无数这样的人流之中，我竟然悄悄地流下了眼泪。

　　十

　　姚至先是去了广州，接受我们共同的一个同学的业务指导和相关的咨询之后，乘船由水路直抵海口，不久到了中部的文登和南部的三亚。这都是最后那次通话的时候，姚至告诉我的。

　　姚至说，海口空气很湿热，衣服老是沾在身上，屁股下面起了不少的褥疮。我说那可能是痱毒吧，没关系，很快就适应了。我还打趣道，热比冷好呀，总比我在东方红的时候，几乎冻掉××强！

　　姚至信心十足的，说已经有了些眉目，走私动植物标本很来钱的。我说，兄弟，这可不是闹了玩的，闹不好是要进去的——因为这样的事情进去可不比上次的光彩呀。最后我呵呵着，你好知为之了。

　　我放下电话，忙把电话要到报社（大炮毕业后在一个省级政府报社做记者），告诉大炮这个喜人的消息。我明显感觉到了，大炮的语气里也充满着欣喜。我想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大炮可以重新确立一下姚至在她心里应有的位置，我甚至虚伪的希望大炮和姚至雨过天晴，再续前缘。可是大炮，马上打断了我，突然问我：你想我吗？

　　我讷讷的，一时语塞。我以为在宁夏北部的那个早晨，我和大炮的关系已经结束。我相信大炮在经历了人生某个必要或偶然的放纵之后，生理和情感已经趋于平和。我有时候这样想，大炮可能充其量不过是个早慧的孩子，仍然停留在马斯洛的“安全和需求”阶段。尽管我也相信，大炮发育得有点过头，且对于性爱有永不厌倦的追求。但是，大炮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正确的应有的引导，加之姚至的放缰由马的蛊惑，所以大炮在早到的春天里，恣意的泛滥了。这不是谁的过失，一切突如其来的发生，自然的美丽的爆发。

　　我在后来的许多夜晚，面对大炮安详的一张脸，就这样滔滔不绝地给她恶补青春期性保健常识。大炮有时候乖的很可爱，故作惊讶的聆听。我知道，也许我原本就是一个堕落的牧师，我在布道的同时，我也在她的心灵和肉体里深深埋植了罪恶的种子。

　　1992年秋天，我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的喝茶抽烟看报纸，读的最多的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导向文字。我时刻关注着海南的经济动态，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日子滴水般过去，姚至迟迟没有消息过来。很多次，我听见电话响起，抓了话筒就说是姚至吗？可是姚至好象慢慢地在我焦躁的等待中流失了。

　　在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反复把电话打了过去，不是说姚至不在，就是说这里根本就没什么叫姚至的。我找了他可能逗留的所有小旅店，以及与他活动有关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可是都没有姚至的踪影。

　　后来不断传来消息，但都子虚乌有。我不得不这样想，姚至可能已经走的很远了。

　　我很内疚，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做错了，我不该让姚至去的。如果姚至没走，至少还有他的消息，至少偶尔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也至少在我无聊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倾诉可以谩骂可以喝上一杯的朋友，哪怕他是狗一样的苟活着！

　　这个冬天，我已经不太确信有更好的消息或者就是一个不幸的噩耗。我在工作中也碰了很多钉子。因为我的一段经历，因为我的263天的空白，还因为我总是迟到五分钟。我开始抱怨，我喝酒，醉倒在办公室里彻夜不归。我打电话找大炮，可是大炮参加了一个探险式的科考团，做随团记者。我愤怒的摔电话，把一支刚买的水笔猛的插在办公桌上，好几天没人敢拔下它。对面的“雀斑”狐疑的看着我，很胆怯的样子。我笑了，哈哈！

　　之后，我开始写信，给我的妻子和儿子。我不停的写，写的很长。我企求或者热烈；我深情款款的叙述忏悔呼唤！我在夜晚来临的时候，虔诚的祈祷她们平安吉祥……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个可笑的人，可笑至至。我能干什么？我是谁？我反复的诘问自己。那些天，我想我可能疯了，我照着镜子，惊人地发现自己已经近一年没有理发了！我的头发很长，后来到了必须梳理的地步。

　　在某个周末，我给院长写了假条，说我要回老家一趟。我事实上真的有几年没有回去看望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了。

　　我把假条折叠了一下从门底的夹缝里塞进了院长室。然后我大骂了一声混蛋！

　　我不知道我是骂院长还是在骂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