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如何没能改变某人的生活

如何没能改变某人的生活

　　　　身材羸弱，精神不振的彭伯在门口出现，左手是掉了柄的玻璃杯，右手的牙刷刷毛盛开，只涂了半截草色的牙膏。他对着阴沟蹲下身，本能地哼哼。阴沟栅条上挂着昨晚的一片青菜叶，不久后，它被冒着白泡的漱口水冲得摆个不停。

　　　　车桥分厂的秋天发不出钱。职工居住区的值班室前，每天走过一张张木头面孔。要是下雨，他们会骂两句，跺一脚水，好像要演给厂长看。看到的是彭伯。他不再是工人，在值班室里一坐五年。他也发不到钱。

　　　　他照例从抽屉里取出铝饭盒：熏黑的，角上有个破洞。打开盖子，他开始点钱：青的、褚的、绿的、红的、紫的、深绿的、硬的……果然又少了一些……想当年，他开始回忆，想当年，他和厂长在一张麻将桌上赌钱。头几个礼拜他一直耍老千，赢得让厂长眼黑。有一天他被识破，此后一边骂娘一边输钱。

　　　　一个八十年代的明媚下午，他在厂长家输光了。桌上其它人还不知道。他觉得脑子正被哗哗的声音抹黑。他把左手小指贴在桌面上。

　　　　“我押这个！”

　　　　所有的手停住，几道目光以党政机关的严厉向他扫去。随即，他们又软了。他们及时输掉了这一局。

　　　　第二天晚上，厂长拎了酒，捧着半斤花生米到职工宿舍，未见人先闻声：“老彭呀～”彭伯在床上直挺挺地说：“你给老子滚！”他这一天想出了这些天的不对劲。

　　　　因此啊，那些下雨天走过值班室，故意踩个水花的青工，不过是在强调谁比谁横。他们的举动暗示了对彭伯的尊敬或嘲意。后一种多些。

　　　　钱像动物一样，会生崽；但钱少了却又不生了。彭伯的日子跟钱一样所剩无几，但他一想到自己没钱，就诅厂长，诅更多不相干的人。他靠诅人打发生活。比如，他拿起一封邮递员刚送至的信件：黄益孙（厂里退休的老工程师，二年前还每天亲自来值班室取晚报，此后晚报由他儿子小黄领取；今年他们家未订晚报。）。他管他叫一只脚进棺材的老眼镜。没本事不干活的老蛀虫。下雨天不出门的老资本家。彭伯倒不大敢惹小黄，那小子在厂里能混。

　　　　信在彭伯手里扇来扇去。那老棺材芯还有人给他寄信啊，他咕哝着，还是南京寄过来的，啧啧。他忽然意识到什么，把信举起来对着光——秋天的光像微风一样淡淡的透进来，他分明看到了钱。

　　　　按规定信里不准放钱的，彭伯知道。所以，钱丢了邮局是不负责的，所以……彭伯利索地拆开了信。五百块。他像摸猪膘一样摸着肥油油的、带着各色人等体臭的五张银灰色的硬纸，突然他把钱塞到大腿间，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他惴惴不安的瞥窗外：风化的楼房，行将就木的报栏，无端生长与死去的草，垃圾，纸屑在地上行走。眼睛老了啊，他咕哝着。他伸手去摸大腿间的钱，不知怎么神经没搭配好，两腿一松，五张钞票呼啦啦飘下去。彭伯的脑子里一下闪现的是门外的阴沟。他急着抢钱，脑袋撞在桌上。

　　　　“五百块什么干不了！”

　　　　彭伯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彭伯生活朴素，嗜烟而不酗酒，另外，他早已被取消赌钱的资格。他年轻时，除了赌钱外，没有烧过钱。记得他唯一一次大手笔，是用一年的积蓄买了个收音机——送给一个寡妇。结果，厄，他又把收音机要了回来。

　　　　当时是很危险的。寡妇的尖叫：“还你的哑巴宝贝！”话音未落，收音机就从窗子嗖的飞出来，幸好彭伯有个提前量，一个鱼跃把宝贝紧紧抱在怀中，然后在地上打个滚，站起来拍拍灰灰溜溜溜了。

　　　　说起女人，彭伯是结过一次婚的。五几年的时候，他在砖瓦厂时和一个懵懵懂懂的女子成婚。他跟她说：“跟着我走就是干革命！”她真的跟了他。她总是站在他身边，像一朵愚蠢的向日葵仰着头问他：“你是党员吗？”“快了。”他骗她，同时顺手抓一块糍粑/半个馒头或别的什么塞住她张成“哇”音的嘴。那时候没人赌钱，但他总有办法把钱花掉。他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就可以置之脑后，他不知道越无知的人越容易翻脸不认人。有一天她终于对他进行反攻倒算，给他丢下一句天真者常用的句子：“我终于看清了你的真面目！”然后她消失了。几个月后他收到她的信，在北方的大城市，她加入了军队。在信中，她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居高临下的口气表达了对自己不辞而别的报歉和对军队生活的无限赞美。她感叹自己如此接近毛 ，如此幸福。不比她聪明的他立即给她回信，充满了虚情假意的谄媚之辞。他再也没有收到她的信。他给她写了很多封，最后几封都被退回来：查无此人。她就这样消失了。

　　　　彭伯展开黄益孙的信，寄信人叫刘淑兰。彭伯一生中念念不忘的一事，是他在十岁那年就学会了给主人念报。可惜第二天主人就被人民揪出了他的屋宅。他主人教会他识几个字，使他受益无穷。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益孙兄，展信好：

　　　　　　快两年没有联系了。我因为身体多年带病，近日病势加重，渐有弥留之感。这封信是由我口述，由我女儿笔录的。这几天我在病榻上，在清醒的时候，把我们俩早年的事告诉了我女儿。她听得很激动呢。她还说要给我们写回忆录，呵呵。元晟的身体很好，每天早上还去公园打拳。家人都好。

　　　　　　我这段日子一直在回忆过去。想起我们最初的相遇是在火车站，原因仅仅是我不小心让字典掉进了铁轨；偏偏我们又都是去的北京；两年后，又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元宵晚会；偏巧那天我们都去晚了，里面已经坐满了，我们不得不去另一幢楼里搬长凳。这些都是巧合呀。现在想起来特别神奇的，觉得怎么这么巧呢？我记得那天晚上俱乐部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很好看、很热闹的。有一盏走马灯我特别喜欢，上面画着很淡雅的梅、兰、竹、菊，转啊转的，每一幅画的旁边还题着一句小诗，蝇头小楷的。可惜挂在上面，我看不清写的什么。我问你看得清吗，你就伸手扯住灯笼悬下来的流苏——可你也看不清。我当时还想：你一定是看不懂……

　　　　　　可惜我们只有巧合，没有“缘份”。后来你调去了车桥厂，我们就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后来通的信，我一封封都保留着。这几天我又全读了一遍，很感概万千呢。对了，我一读到你的那句“吾妻又喊我洗菜了”就要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快五十年。我很欣慰我们的感情能维持这么长时间。这也得感谢我们各自伴侣的宽容呢。现在我也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了，因此给你写这封信，算是最后一封，你也不必回信，也不必有其它任何的行动了。权作纪念吧。

　　　　　　对了，我这一辈子的一点积蓄，除了留给我的子女外，我特别给你保留了五百块钱，担心给你添麻烦，不汇款了，直接放在信里。这也是我最后一点心意了。

　　　　　　好了，我要说的也不多，就此打住吧。谨祝：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刘淑兰

　　　　　　　　　　　　　　　　　　　　　　　　　　　　　1995.3.5

　　　　彭伯觉得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把信塞在簸箕的灰堆里，为的是不被人发现。按他正常的生活习惯，他将打开收音机，收听老年健康节目，以及半小时的戏曲选播，诸如此类。也许是因为刚才头撞上桌子时，把收音机撞坏了，也许不是，总之收音机又出毛病了。本来就只能收一个台，现在连这个台都成咝咝咝了。彭伯像哄小孩似的拍拍这拍拍那，收音机一点好转的迹像也没有。

　　　　这台收音机是彭伯当年花一年的积累买的，是他的宝贝。彭伯为此愀然不乐。他起身把五百块钱塞到床上的枕头里。他的单人床占了值班室的一半地盘，一年四季张着发灰的纱帐，床头的铁杠漆都掉光了。

　　　　想到钱在枕头里，他欣然钻上床，用后脑勺紧贴着早被压实了的一枕棉花。他的丝丝头发似乎正在抚弄人民币粗糙的表面。

　　　　刚才那封信又让他回想起了妻子。那个每次问了他问题后都会满足地咕噜咕噜咀嚼糍粑的女人，他认定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每次想起她，嘴唇的肌肉就收缩，露出又黑又扭的牙，狠狠的骂声婊子。

　　　　他又想到了厂长的老婆。那是个粗壮的女人，皮肤像老牛皮纸；嗓门大，就自诩是唱戏的料，不时整出些怪腔来吓人。彭伯去厂长家赌钱的时候，竟然看上了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呢？无非是彭伯下意识里把她命名为“厂长的女人”。一旦一个女人被他命名，他对她的理解就开始变成一个浅薄的层面，他只能在这个局促的范围观察、描述她。就像他把他的妻子命名为“糍粑”，把寡妇命名为“寡妇”一样。“糍粑”乏味、无知而且不值一提；寡妇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他向往她，想得到她，可是心底却鄙视她的身份。

　　　　至于“厂长的女人”，那是权力的映衬。尽管对厂长有救命之恩，他还是仰视着厂长，就像当年对主人般。对“厂长的女人”，他则极力找出她身上的优点，符合她身份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找到了：她粗壮美观的胳臂、她还算整齐的牙齿、她紧紧撑满衣服的身体、她反复歌唱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一次，他终于找到了机会。照例是方桌前的四人会议，她给他们一人泡一杯菊花茶。彭伯是第一次喝菊花茶，觉得杯子底泡的是几只大黄蜂。她把杯子放在彭伯面前，嘴巴不停地播放“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当时的彭伯正赢得春风得意，他凝望着“厂长的女人”粗壮的胳臂，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他把嘴唇烫着了。

　　　　她站在牌桌边看他们抹牌。他要求她继续“成双对”，她嗔道什么成双对，跟谁成双对啊。他笑嘻嘻说跟我吧。她跳过来嚷着“要死啊你！”，肥手一把揪歪了他的瘦耳朵。他乘机抓她的手，求她饶命。

　　　　“我把我的宝贝收音机送给你，里面天天有黄梅戏。”他献媚道。

　　　　“你那个送过寡妇的收音机？你要死啊！谁不知道那是个哑巴收音机！”

　　　　他的脸一下红到嘴唇。他的宝贝已成了众人嘲笑的东西。她不放过他，说你的嘴唇怎么肿起来了。

　　　　“茶杯里有个小蜜蜂蜇我一下。”他据实说。

　　　　“谁碰你嘴巴来着。”她蠢蠢的说。

　　　　厂长插话：“你们在对什么暗语哩。”厂长的女人识相地走了。

　　　　后来彭伯蓬勃的赌运就突然下垂了，再也没起来过。

　　　　“厂长的女人”也不是个东西。彭伯躺在床上这么想。她和厂长也没有爱情。想到这里，他觉得那个他看不惯的黄益孙倒还算个东西。他下床把信从簸箕里抽出来，掸了灰，放在抽屉里。

　　　　他再次打开宝贝收音机，咝咝的声音，原来还能收一个台，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都是寡妇造的孽啊，他想。他努着嘴坐在桌前发呆，怀念那些唠唠叨叨的老年健康节目了。

　　　　他刚刚发现自己回忆了很多东西。在此之前的一生里，他一直过着糊里糊涂的生活。当旧事重新在今天映现，他惊讶的发现自己突然变得如此热爱回忆过去。

　　　　他怀着同道之情取出那封信，重读了一遍。

　　　　1965年春天，当他认为自己爱上了寡妇时，他买了一颗糖揣在裤兜里。寡妇操着把大扳手站在车间里，她是挥汗如雨的模范。他绕到她身后慢慢地接近她，手藏在裤兜里，紧紧攥着那颗糖，捏出指印来。她压根没注意背后，扳手大角度的旋动，杠杆原理也抹杀不了她的出色表现。有那么几秒钟他定在她身后一米处，脚微微踮起来，上身已经不由自主前倾了，他完全控制不了平衡，样子蠢极了。她感觉身后有人，想当然的，她以为是张师傅要扳手来了。她大声说：“就好！”她用力旋了最后两下后，将扳手向后一送——她想收手都来不及了，扳手被送进了他的嘴巴里。与此同时，她的嘴巴被他成功地送入了那颗糖。

　　　　“啊！”

　　　　“呸！”

　　　　他看到他的宝贝糖在地上嘀嘀嗒嗒跳着舞，捂着嘴难过得很。他畏缩地站在靠墙的一排堆得很高的涂着红漆的铸铁部件上，迟疑地瞪着她。

　　　　她看到这个声名狼藉的人竟敢戏弄自己，几乎要把肺气炸。她向他挥了挥扳手，命令他滚开。可是她气急败坏的样子却显得很可爱——他边回头边溜走。

　　　　那是彭伯一生中少有的带着荣誉光晕的一段日子。他成了一个干活带劲的小伙子。他铸的部件竟然没有次品了。他们铸造车间主任喜上眉梢，开会点名表扬他，号召大家“向小彭同志靠拢！”这事迹传到了文笔甚佳的书记耳里，他不由感叹道：“从懒汉到模范，这是一个怎样巨大的改变啊！”这事儿传到了寡妇耳里，她就老想到那颗在地上一个劲跳舞的糖。她觉得有点歉意了。

　　　　他给她买了收音机，花的钱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她被诚意打动。于是她每天给他送饭来着。中午，她去食堂把他们俩蒸的饭盒带到他的车间，他们两个就一起吃饭。甚至互相夹菜吃。他终于可以把糖塞到她的嘴里了。

　　　　他们天天一起骑车回家。当时正好修马路，他们要绕一个大圈子，会路过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到了傍晚的时候显得很静谧，里面高大的树散发着暮蔼的深沉。他们两个一次都没进过公园，他们只是在这条路上缓缓的骑车。

　　　　“我妻子是个光荣的烈士。”他在自行车上挺直身子对她说。

　　　　“我丈夫死得很冤的。”她眼圈红红的说。

　　　　幸好是傍晚，他看不出她的红眼圈。他告诉她铸部件的一些秘决，因为他觉得她最崇拜他这个。

　　　　她告诉他那个收音机好像有些不灵光了，收不到台，只有一点咝咝的声音。啊，他终于有机会来她家了。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儿子正趴在桌上和邻居小孩一同写作业。她一进门就一把将儿子嘴里的铅笔拔出来：“叫你不要咬铅笔，你看你把牙咬成什么样！”

　　　　他看到她骂儿子，暗自高兴。

　　　　邻居小孩一看到有陌生人来，收起本子溜回了家。她去做晚饭，他端详起出了问题的收音机来，寡妇的儿子撑起小脸用滴溜的眼球看他。他用起子拆开后盖，瞪着里面的板子不知所措。他看见寡妇的儿子钻到桌下把他无意中弄下的一颗螺丝拣了起来，他几乎恼羞成怒了。

　　　　他们的晚饭是一盆白菜。他们慢慢地吃……她说她是命苦的小白菜，他说他是命硬的白菜帮子……她问小孩皮吧，他答很用功，功课写得很整齐……她说明天的白菜里会加点肉丝，他说那我天天来吃肉丝……她问儿子这位叔叔要天天来我们家吃肉丝咱们怎么办，儿子说好啊，叔叔来我家，我就有得吃肉丝了……她在想他再来吃二次她就什么都答应他，他在想她要是问收音机哪坏了他就说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一周后，彭伯觉得寡妇什么都会答应自己了。他把糖塞在她嘴里，向她求婚。她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那你儿子你打算怎么处理？”他踌躇地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总会有我们的孩子吧。要不，把你儿子过继给你的哪个亲戚更好。”他努着嘴唇说。

　　　　她像被劈了般，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对不起寡妇，这一点厂里人人都知道。但他当时真的爱着寡妇，这又有谁知道呢？他抚摸着这台经历N多年沧桑的收音机躯壳，长叹一声。

　　　　关于爱，他想起很小时在布撒阳光的天井里，搬把椅子睡在姐姐的怀里，姐姐给他捉头虱。

　　　　他又打开黄益孙的信，读了不下三四遍。这里面的挚情正在把他同化，他奇怪自己为什么做了一个让人不齿的人，他本来已是车间的劳动标兵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信交还给黄益孙。只是，要把看上去原封不动的、并且里面没有那五百块钱的信交还给他。彭伯抽屉里有一个信封。重写一个信封不成问题，难就难在邮戳。幸好，原信封上的邮戳几乎都打在邮票上，至于信后面的那个一般人不会注意。彭伯要做的便是把那张邮票连信封粘住的部分剪下来，在搪瓷水杯里将它们泡至分离。与此同时，彭伯模仿原信的笔迹开信封，以及把原信除五百块那段外一字不漏地抄写下来。抄完时，搪瓷水杯里的邮票也泡得白白胖胖了。他把它捞起来，小心地将它从信封纸上剥离。接着将湿邮票粘在桌面上，等它干了，小心翼翼地揭起来，贴在新开的信封上。这时他又想到信的内容似乎少了点儿——趁着时间还早，不如给信再加点动人的句子。他重又把原信抄一遍，然后在结尾之前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句子，尽管是如此肉麻而缺乏文采，而且和原信风格迥异，他还是津津有味地把这几个精彩段落读了一遍又一遍，似乎这信将被他寄往寡妇所在的九泉之下。

　　　　好了，当黄益孙读到信，他会激动得老泪纵横，他会把儿子小黄叫到跟前，告诉他一些深藏在老人们心底的故事。凡是生活过的人都如此自豪，也许 里的几个句子就是一段神奇的人生。

　　　　当彭伯的人生切片搭载进黄益孙的信中，他感到自己好像紧紧握住了一位老战友的手。他好久没感受到这种幸福了，很像大冬天里裹着老棉袄在屋里喝二锅头的惬意劲儿。他拉着这位老战友的手，把他带到他多次路过却未曾进入的中央公园。那儿古木参天，安享晚年的老人们在公园里打着太极，拳风轻轻拨动淡淡的松脂香。彭伯体会到老去是一件美妙的事：过去的种种被陈列眼前时，着重的不是善恶轻重，而是它们一一被经历过、被自己的行动产生过。彭伯要略带羞愧地把自己犯的过错一一指给老战友看，虽然他还隐瞒了五百块钱。

　　　　他被寡妇唾弃后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那么好几年他一直消极怠工，成为车间里的多余人。幸好时局混乱，也没有人来管束他。后来现在的厂长调了过来，带头抓革命，一时跃升为本地红人。一开始彭伯也没觉得什么，后来他渐渐发现寡妇在新厂长上任后就整日忧心忡忡的。不知是别人的暗示还是自己的顿悟，他有一天猛然想到寡妇死去的丈夫成分极有问题。于是他贴了大字报，把寡妇给揪了出来。此后的日子里他俨然是一位正义的帮凶，对寡妇的审训他一直是主力攻击手。奇怪的是，寡妇一直没把和他曾经经历过的那段事抖出来，似乎是出于对他的极度厌恶。对于此事他一直隐隐不安，直到一个清晨，他在喝粥时听到寡妇自尽的消息时才暗暗舒了一口气。

　　　　厂长很看重他，把他提升为铸造车间主任。彭伯就此对厂长感激不尽，下定决心要给厂长报恩，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直到文化大革命末期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的形势已经明朗化，善于钻营的厂长正在改头换面的过渡期。有一天，厂里来了个奇怪的年轻人，肩上背了个很破的书包，说要找厂长。恰好厂长在铸造车间训话，要他们提高生产质量，不要铸出废铁疙瘩。年轻人在厂长室没找着厂长，就摸索着去车间找他。厂长一看到这个年轻人走进车间，就吓得浑身糠筛，动弹不得。年轻人一句话不说，从书包里掏出一支土制的手枪，对准了厂长。厂长绝望地闭上眼睛，等着他开枪。年轻人的食指开始扣动，彭伯一个飞身扑向厂长，把他推向一边，还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他。与此同时，枪声爆响，年轻人惨叫一声。厂长睁开眼睛，惊讶地看到年轻人满手是血，爆炸的枪被他丢在地上。年轻人就这样痛苦地走了，以后再没来找过他。

　　　　为了这件事，厂长把彭伯奉为上宾。常常拎了酒，捧着半斤花生米到职工宿舍，叫声：“老彭呀～”两人便对饮。到了后来，彭伯更成了厂长牌桌上的常客。

　　　　彭伯用几根香烟等着太阳往西摆渡。他等着小黄来，把这封对他有着特别意义的信交给另一个人。他听说，小黄可能是厂长的接班人，这个年轻的小子早早地镶上一颗金牙，使彭伯总对他另眼相看。也许彭伯本人并不十分在意权力与女人。记得当年，在厂长的帮助下彭伯终于成功地扑入党的怀抱。可他宣誓的时候却并没有想到飞黄腾达或者光荣与责任这般字眼，他想到的是那张不停地咀嚼着糍粑的嘴巴。似乎入党只是他的一种报复。

　　　　可对于钱彭伯永远奴颜膝卑。他把五百块供在枕头底，他对金牙点头哈腰，人家却连正眼都不给一个。

　　　　金牙在天色昏暗时分走来，他来取电视报，彭伯便把报纸连信一同递给他。

　　　　“这是什么信？”小黄捏着信皱着眉头问。

　　　　“有人给你父亲写的信……”彭伯恭敬地回答。

　　　　“我爹哪有什么南京人给他写信！这信邮戳都没有，邮票是用过的，开什么玩笑！”

　　　　“说不定这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你还是带给你父亲吧，也许是他的老朋友。”彭伯的表情几乎是在哀求。

　　　　“哼……晦气。”他把报纸和信卷了一下抽身便走。

　　　　彭伯刚刚舒口气，就发现信在松松的报纸卷中掉了出来，而小黄还一点没发觉；信刚巧落在阴沟上，只震了一下，便一头栽了下去。而那片菜叶又被搅得摆个不停。

　　　　2003-2-23 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