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加工资才能救经济！
01
财富蛋糕如何切分
这段时间沸沸扬扬的“个税改革意见征集”终于结束了。
在为期一个月的征集时间里，社会各界反馈意见超过13万条，关注度远高于同期征求意见的其他三部法律草案。
关注度如此之高，反映了“交税”这个问题，普遍成为大家的痛点。毕竟个税沦为“工薪税”，已经成为一个扎心的现实。
在中国，富人占据了社会近一半以上的财富，但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个税总额的十分之一。
而中产阶级则是交税的主力军，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占全部工薪收入者的比重仅有5.3%，而缴纳税款占总税款比重达到了77.3%！
一方面，是不堪重负的税费，一边却是不断萎缩的工资收入。
据报道，全世界每小时人均工资全世界第一名是德国，约30美金；第二名美国，约22美金；中国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全球排名第一。
反观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三四倍），为全球最低。
一边是步履日益沉重的普通民众，一边是凭借资产轻易撬动的少数精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却越拉越大，社会撕裂感越来越强。
全球知名咨询公司合益集团（Hay Group）近日发布的全球薪资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高管和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是中国，中国企业的高管和低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有12.7倍。
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高管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也只有4倍。
“不患寡而患不均”，相比绝对的贫穷，这种落差感更让人觉得扎心，靠工资永远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将蛋糕做大的问题，更需要关注如何切分蛋糕，让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感。
02
触目惊心的消费降级
毛衣战导致的出口承压，大放水后遗症导致的投资下滑，让我们的“三驾马车”三去其二，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提出了“提振内需”以促进经济的国策。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18年5月，全内地社消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不仅远低于预期，还创下2003年以来最低增速；社消增速也创下15年新低，国内消费正在严重萎缩。
消费降级的现象，不知不觉间已蔚然成风。
从股市来看，榨菜，二锅头等上市公司，今年股价异常火爆，不但股民关灯会吃，连那些中产阶级们，现在早餐也开始吃榨菜，能省一点是一点；有人打趣，如果老干妈上市，股价或可能超过茅台，毕竟它是消费降级最大受益者。
从一级市场来看，最近团购平台拼多多的上市成为热点，一家披着电商的皮、实质却是流行于小县城的集贸小市场的公司，成立3年就能上市，就是抓住这波消费降级风潮，成长为令马云都感到害怕的怪物。
不仅是拼多多，名创优品（低价日用品店）和闲鱼（二手货交易平台），也逐渐成为网购“新宠儿”。
同时，各大外卖app逐渐取代装潢精致的餐厅，成为人们觅食的首选。除此之外，抖音、快手等，本质上都是消费降级，只不过，享受的是更廉价娱乐消费！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人却开始消费降级，足以说明我们的生活压力。
想象一下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拿着4000元的月薪，既要交房租，又要应付各种生活支出，还要交税，一个月下来所剩能有几何？还有多少钱拿来消费？
“高房价”的冰山上，“四座大山”的寒风中，没有足够的收入以御寒，消费自然会被冻得瑟瑟发抖。
03
谁绑架了中国经济？
我们都说，是“高房价”绑架了问题，但是，你可曾想过，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无序喧腾的金融乱象，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根源就在于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过低、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因而消费会不断萎缩；而当消费难以提振经济的时候，就不得不依赖出口和投资。
于是，一方面，我们的产业结构会出现扭曲，工业占比过大、服务业占比过少，这种低效率的增长，会带来高能耗、高污染；
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吸收国内的投资生产时，就会出现产能过剩。
而若是转向国外，缺乏先进技术支持的出口势必要以打“价格战”为“核心竞争力”，而这就需要国家财政的补贴和人力成本的压榨为代价！
看似天量的贸易顺差，背后，是8亿衬衫换一架大飞机的尴尬！
更重要的是，在依赖投资促进增长这种“好大喜功”的发展模式之下，房地产投资自然成为了见效最快的无上“法宝”！
居高不下的资产泡沫、危如累卵的地方债风险，这些，都是投资驱动的“高增长”所要付出的代价！
而另一方面，财富向少数人聚集，但已经什么都不缺的富人自然是不会拉动国内的消费的，而是更偏好于投资，在实体经济并不能带来利润的情况下，自然会把钱炒向来钱最快的领域。比如楼市，比如种种金融创新。
于是，资产泡沫将会进一步膨胀，进一步压缩普通民众的生活空间！
中美毛衣战再度警醒国人，为何我们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为何我们的先进技术如此稀缺？
一来，相比研发“芯片”这种投入巨大、见效极慢、回报不定的“核心技术”，显然还是房地产这种“鸡血”才是增加政绩的不二法门。
二来，先进技术需要有活力的消费市场，需要有家底殷实的中产阶级的实力支持！而这，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04
我们的未来何处安放？
由此可见，只有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只有进一步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才能救经济！
只有“民富”，人们才有动力去消费，社会总需求才会扩大，企业才有动力去生产，社会才能有发展的新源泉。
只有“民富”，社会的资金才会流向创造真金白银的实体经济，而非来回空转的金融泡沫，社会结构才会进一步优化。
只有“民富”，民众才有意愿积极劳动，试想，若是工资难以满足基本温饱，那么谁还会踏实工作？谁不会想着如何炒作致富？
只有“民富”，人们才能提高生育意愿，试想，若是连一个年轻人买房都要撬动“六个钱包”，那么二孩甚至多孩的生活成本几人能负担？
其实，“富民”法则我国早已提出。
春秋时期，管仲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孔子同样主张富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而后的荀子则对国富民弱这一现象盖棺定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
而无论古今中外，“国强”的原因无不是源于“民富”。
例如二战之后的日本，面对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日本提出了一项闻名于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提高全民收入为目标，扶持低收入群体、健全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组合拳实施后，日本民众的工资水平提升了，日本内需也持续增长，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
短短时间内，日本的国力大大提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有分分钟赶超美国的趋势。（还因此引来了美国的打压，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然，要改善收入分配，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推进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等。
如此浩大的工程，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可以先从三个方面做起。
其一是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其二是调节税制结构，减轻劳动者的负担。
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之外，更要改善税收体系，从分类税制转向综合税制，增大财产性税收，真正实现税收“调节分配”的作用。
其三是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增强劳动者保障。
国强不等于民富，但民富则几乎没有国不强！只有劳动者才是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只有保护劳动者才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源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行则将至！
